导语：这个最堵的九月，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石渠宝笈》，如果你没有在故宫一路狂奔，如果你没有排队六小时以上，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圈里人。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恰巧来京旅游的观光客，甚至来之前都没有听过武英殿和延禧宫，但是都纷纷跃过太和殿，跟随人潮直奔武英殿和延禧宫。在故宫九十周年的时候，这个集合了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优秀的古代书画的展览，尤其是领衔展览的《清明上河图》，再伴随着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现场办公和道歉，毫无意外的成为社会热点事件。
石渠宝笈特展排队现场
“我上一次见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还是在十年期那，当时在故宫有过一次展览，但是并没有全卷铺开陈列，后来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展览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清明上河图》，即使我后来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但是为了保护文物，我也没有权利随便的打开去观赏”，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是在十年之后再次见到《清明上河图》，更无须再说这些“宫外人”了。
而更大的一次冲突是在故宫博物院内部的工作会议上，单霁翔明确规定，即使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必须与大众一起排队观展，没有所谓的“走后门”之说，单霁翔的这次“动怒”，亦是因为自9月8日开展之后的排队大军所“投诉”。
石渠宝笈：一个文气的展览名字？
而当我们在一次次的讨论这个京城大事儿时，一次次的质问故宫为什么不多举办这样的重量级展览时，也许忽略了这次国宝级书画作品背后的文化涵义，以及这些作品所被收录的石渠宝笈，在故宫石渠宝笈大展进行到20天的时候，雅昌艺术网记者到现场近距离采访了将近二十人，以及他们眼中的国宝级书画和石渠宝笈。
在我们一路排队随机采访的过程中，二十人的采访对象中，其中有9位是到早就定下行程到故宫参观的外地观光客，11位是早起直奔武英殿看石渠宝笈展览的在京人士，其中包括艺术界从业者(拍卖行、画廊、收藏、艺术机构、艺术爱好者等)和非艺术界(通过新闻等途径知道展览的其他职业人士等)。
《清明上河图》展览现场
在9位观光客的采访中，皇帝的字、清明上河图是在二十个人的采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而对于媒体中热炒的清明上河图是排队的“罪魁祸首”一说，亦是展厅中的排队效应。“进来午门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指示牌子，好多人在排队，一开始是以为去故宫其他宫殿参观的排队，后来问了才知道是去武英殿看展览的排队，并且是清明上河图，就和他们一起排队了”，来自河南的游客王先生如此告诉我们，正当我们以为又是一个“被排队”所累的非书画爱好者时，所幸王先生还能说出本次展览中的其他国宝级作品，包括《游春图》、《五牛图》、《洛神赋图》等相对耳熟能详的作品。
王珣《伯远帖》参观现场
“《石渠宝笈》真是没有听说过，我的第一感觉是不是一个十分文气的展览的名字?但是感觉还是应该是古代的一些东西，因为故宫里面不就是皇帝的各种衣食住行用的各种东西嘛，如果说是书画展览的话，那应该是皇帝们写的字，画的画，或者是圣旨什么的吧”，来自山东诸城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对于石渠宝笈的理解。河南的王先生和山东的李先生大概是代表了多数观光客的看法，但是无论对石渠宝笈怎么样的理解，一点都不影响他们对于排队看展览的热情。
但是在11位所谓“艺术圈儿里”人士的采访中，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是5个人是常年活跃于当代艺术界，画廊工作者、艺术媒体工作者中当代艺术口的记者等，另外的6个人则是从事于拍卖、收藏等相对传统的书画圈，包括当代书画经营者、收藏者等，其中不乏有一早从周边各地赶火车过来的书画经营者。
“我从事的是当代画廊的工作，但自己是美术史专业出身的，对这些传统书画一直很喜欢，这次的展览也是很早就知道了，这次是特地过来排队来看，唯独就是最热门的清明上河图没有看，旁边的书法作品，还有五牛图和游春图几乎是不需要排队的”，在798艺术区画廊工作的张先生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张先生同时也表示，虽雖然是相关专业的出身，但是相对于书画作品，书法作品还是缺乏认知，像是王洵的《伯远帖》等还是看不出来所谓的专业性。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延禧宫展厅
而对于《石渠宝笈》的认知，张先生则表示，作为美术史中清代部分的重要课题，在前两年的通史学习过程中，在涉及到相关的收录作品时時，也会提到石渠宝笈，但是这么些年的时间，也几乎是把这点知识完全“还给老师”了，即使排队进入到展厅，也是直接看看作品就过去了，更多的是被作品所震撼，石渠宝笈的附加值并没有多少，但是对對于本次展览中的“重回石渠”和“考订辨伪”的这两个部分最为感兴興趣。
“重回石渠的部分，尤其是五牛图几进几幾出故宫的过程，包括老一辈修复专家的妙手回春等，特别的精彩，本来一直以为是藏在故宫的地下库里，没想到还有这么曲折的过程。另外就是考订辨伪的部分，真假的对比，虽然我们普通人不能看出来，但是在旁边的讲解中，可以从当时皇帝的避讳、年号等方方面面去看，这种需要我们再去思考的过程，通过专家的这种逐步的说明，到最后自己真的发现，哎，好像真的是这样，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张先生对雅昌艺术网记者说道。
第二单單元：“重回石渠”单元《五牛图》
正如上述张先生的感受，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在准备此次展览的过過程中，亦是考虑到观众的分层，设计了包括辨伪、藏画地图等在内的附加环节，在我们所看到的故宫石渠宝笈藏画的地图中，可以明确的看到当时皇帝(乾隆与嘉庆)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等过程中，不同的体例和藏画地点，以及其中所遵循的规律和制度(详见雅昌艺术网头条所推出的石渠宝笈系列观察之一)，而在这部以皇帝意志为主要因素的皇家工具书中，我们还关心的是是谁具体执笔编撰了这這些藏画名录?
石渠宝笈：乾隆、嘉庆之外的“主编”是谁？
“日理万机的两位皇帝之所以对對《石渠宝笈》的编写如此上心，并不奇怪。两位皇帝亲自参与著录的审阅工作，固然有个人趣味的因素，也与《石渠宝笈》的性质有关。在古代，宫廷不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国家机构，两代皇帝三次编写的书画著录，绝不仅仅是皇帝私人的书画账薄而已。”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张震说道。
乾隆帝画像
诚然，在这部皇家著作中，两兩位皇帝都曾经亲身参与过石渠宝笈的编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大的影响到最后的成书。其中乾隆皇帝还曾经在《养心殿晚坐》中谈到了关于石渠宝笈的编撰，并且是以相当幽默和轻松的方式谈到，翻译譯成今日的白话文是：平常的事情非常多，偶尔有空去看看大臣们编辑輯石渠宝笈，其中看到一些自己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就会告诉他们，让他们去辩证，添加到第二次的编辑中，争取让石渠宝笈更加的广泛和严嚴谨，但是毕竟手头上还有朝廷的事情，看大臣中编撰石渠宝笈也是平常的趣事而已。
嘉庆慶帝画像
对于乾隆帝的这种说辞辭，也有专家提出过异议，并且详细列举过乾隆帝亲自参与编撰石渠宝寶笈的过程，但是还有一群人，正是乾隆帝口中的大臣中，他们多是皇帝多亲近的文学大臣，或者是当时的收藏大家，在皇帝的意志之外，这些人的审美趣味和学识涵养都直接影响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渠宝笈。
张照画像
“先来谈谈石渠宝笈初编的这十位大臣，分别是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章嘉胡士克图、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我个人对于他们的身份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和宝亲親王(乾隆帝)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遗憾的是初编的几位并没有留下来太多的资料，反而是参与了续编的阮元留下来了一些记录(其他参与续编的人员为：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瑚图礼禮、玉保、吴省兰、阮元、那彦成;三编人员为：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鐈、胡敬)，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见初编人员的筛选和工作的过程”，台北故宫博物院助理研究员邱士华说道。而在张震过往的研究中，也曾经对于这這些“主编”有过考证，第一他认为多数人员是入职南书房的内廷翰林;第二通常这些参与的人员都入职懋勤殿。
在参与续编的阮云的叙述中表示，在宫廷编撰石渠宝笈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时候，早朝人散之后，几位编撰者们聚于一起，打开窗户通通风，斟上茶水，就可以和一起共事的大臣们品真赝、考证跋尾、看印章，做释文等等，按照每位编辑人员所擅长的领域进行工作的划分，编撰工作一般持续到中午，到了午时，大家则散于东华華门外。而邱士华则进一步解释了成为石渠宝笈编撰者的几个“必要条條件”以及他们必须所要具备的某些素质，此处仅以参与初编的几位重要“主编”为例说明。
梁诗正画像
“在初编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主编，一个是张照，一个是梁诗正，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常重要，一个個是当时民间重要收藏家的后代，其个人职务是刑部尚书，是初编编撰者中的领头羊;而梁诗正则是早年间陪伴雍正帝读书的上书房行走的官员，和宝亲王的关系自然十分亲密。其中张照还是负责检视初编作品搭配的漆匣中做标识的人，可见他在整个初编过程中的重要性”，邱士华说道。
而在著名收藏鉴赏家傅申教授的考证中，梁诗正则是和乾隆皇帝最为亲密的人，不仅仅是在石渠宝笈的编撰过程中，弘历在宝亲王时期和乾隆皇帝时期的一些作品还出现过梁诗正代笔的现象。“在目前所发现的宝亲親王的作品中的题跋中，超过九成应该是梁诗正代笔的”，邱士华补充道。乾隆皇帝晚年在怀念旧臣的诗词中，亦提到了梁诗正和张照，并且在石渠宝笈初编的第二阶段中的核心编撰者也是两位大臣的推荐，其中包括励宗万、张若霭等两位重要编撰人员。
其中励宗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后入职到翰林院，得以成为石渠宝寶笈初编的编撰者，其个人的很多藏品都被收录进了石渠宝笈中，并且此人最能观察到乾隆帝的喜爱与品位。张若霭的身份则是更加的家喻户晓，其父为张廷玉，自小就在这些翰林中走动，耳濡目染，并且和张照之间来往颇多。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则属董邦达，身为官员和画畫家的双重身份，在绘画创作中颇有建树，其个人的很多创作的作品也被收录在石渠宝笈中，其子董诰也成为石渠宝笈续编中的重要人员之一。
阮元画像
石渠宝笈续编和三编的过程中，在编撰人员的选择中亦是遵循了收藏名家、重臣、翰林等原则，挑选出包括董诰、阮元、彭元瑞等在内的续编主要人员。嘉庆帝在三编的过程中，则是挑选了英和、黄钺、胡敬等人。在续编的过程中，出现了更为详尽的关于编撰过程中的记录，就是来自于上文中所提到的阮元，作为清朝的重臣，他在奉命完成石渠宝笈续编的过程中，随手记录了所见，整理成《石渠随笔》，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石渠宝笈编撰过程中考证的重要资料。三编編的过程中，则是官至翰林院编修的杭州人胡敬，在懋勤殿鉴别书画的过程中，记录每日所见，最终成《西清杂记》四卷。
“我们把这些参与编撰的人员称之为词臣画家，他们自己也会會有收藏。从人员总体的构成来讲，《初编》和《续编》的人员中具备備书画特长的人比较多，但是《三编》中具备书画特长的人就少了，并且在编撰的过程中，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共同鉴赏的活动就非常少了，尤其是到嘉庆时期，相对来讲臣子之间的鉴赏类的活动比较多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田艺珉对记者说道。
这部皇家巨制不仅仅是“帝王一家之言”，在乾隆帝和嘉庆帝所挑选選的编撰者中，多位当时的鉴定和收藏大家，亦或是重要的画家，他们們的品味在皇帝的意志之下亦有所体现，乾隆和嘉庆作为《石渠宝笈》的总编，而他们则是《石渠宝笈》名副其实的执行总编，受当时客观觀条件所限，在留下精彩的著录作品之外，亦给观者留下了一些关于真伪的未解之谜，这或许就是《石渠宝笈》能为雅俗共赏，既有《清明上河图》的粉丝排队而来，又有为奔“石渠宝笈”而来的骨灰级专业業粉丝而来。
（责任 魏金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