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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了一公里自行车、转乘四站地铁、步行走进新华社接受专访，这让年逾六旬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康健民有点喘。
“我乐于和年轻人挤地铁，这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他说，“不知那些年轻电影人还会不会骑车、乘公交，还有无机会深入基层、扎根人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主旨，也是我们的职业准则，但近些年少数年轻电影人将其远远抛在脑后。”康健民举例说，剧本创作，本应是创作者生活的积累和灵感的发挥，但现在是“谁投资、谁出钱，谁说了算”。
“一些年轻演员，今天走红毯，明天真人秀，就不拍电影，被网民讥讽为‘毯星’‘秀星’。还有的主创人员，虽然片约不断，但像走亲戚，这儿拍两天，那儿演两日，往返于多个剧组间拍戏赚钱、疲于奔命，有的甚至连台词都背串了。”康健民说，“他们连专业知识的充电时间和机会都很少，哪儿还有时间对角色创作精益求精？他们在透支自己的艺术生命和来之不易的名声。”
作为中国影协的“掌门人”，康健民自己想找一线“影星”都难上加难。“想请他们参加公益活动，联系工作太繁琐，从经纪公司到经纪人，再到执行经纪人，冲破层层包围圈才能接触本人。”康健民说，当然，为了保护隐私，他们出门必须乔妆打扮、带保镖。“但这這并不正常。角色创作者，给自己武装一层厚厚的‘铜墙铁壁’，与世隔绝，还谈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我们的服务对象正在发發生改变。”康健民坦言，对于中国影协，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行业業管理绝不能让位于资本”。
而对于电影人，必须始终明白“不进则退”之理。“有些人‘过气’后抱怨世态炎凉”，康健民反问，“究竟怪谁？怪自己知识储备不足、怪自己的生活积積累已透支殆尽。要想实现从‘明星’到‘艺术家’的成功过渡，关键鍵一点在于——做人。”
“文艺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反观我们的有些影评，最大问题是不敢说真话。”康健民举例说，中国影协举办的金鸡百花奖评选曾有“请评委书面评判参赛作品”的流程，无论褒扬揚还是批评，都跃然纸上。“遗憾的是，近年来这一流程被迫取消，因为很多专家宁可不当评委也不愿得罪人。”
康健民直言不讳地说，有些电影人一听赞美就笑、一听批评就跳，只能说好话，不能指不足。“在影片发行阶段，制片方花钱雇影评人、‘网络水军’甚至传播机构庸俗吹捧、阿谀奉承、高唱‘赞歌’，甚至炒作绯闻话题。久而久之，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的评论家难以涌现。”
“文艺评论者，必须坚决摒弃‘捧杀棒杀’、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杜绝‘圈子批评’‘面子批评’‘票子批评’。”康健民说，修复电影评论論的土壤，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要摆脱资本的束缚、增强主流评论力量，重建良好的电影评论文化生态。
无论少数电影人的“深扎”精神不足，还是部分影评人的沉默失语，都源于文艺圈浮躁的心态。康健民认为，为了积极占领国内电影市场，中国國电影的确需要银幕、需要票房。但与此同时，电影的极端娱乐化倾向随之显现，进而影响电影生态和创作者的心态。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初期，想解决这一悖论，需迈过四道坎。”康健民说，首先是调整创作观念。“以前的电影以教化为主，现在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在娱乐之余引发观众思考。”
其二是增强知识储备。他认为，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与美国大片赤膊比拼，“但我们的规则意识不强、电影产业知识依然薄弱，亟待加强”。
其三是提升技术水平。他说，如今画质、音质等电影技术眼花缭乱，制作水平节節节高。我国电影人亟须对技术创新进行有效规划和研究。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面临人才窘境。”康健民认認为，大力培养剧本创作、电影营销等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