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电视剧集的买卖双方签订收视合约甚至对赌协议，似乎属于市场行为，只是这个行为终究是有前提的。首先是需要风险共担，否则便称不上协议；其次对赌的条件最好是一个令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相对公平公正的衡量砝码。如果这个衡量砝码选择的是诸如收视率这样在业界缺乏权威和公信力的指标承诺，那这个合约乃至对赌协议的预后，便终究要面临不确定。预后不确定的合约和对赌协议，签订的价值又究竟何在呢。
风险共担原本是任何商业合约的前提，也是商业得以有序进行的公平制约。将合约双方比喻为鱼水关系，不免是游离商业范畴的一厢情愿，但公平对等则是商业合约的不刊基点。不过，在一个发育尚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下，更多的合约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公平成分。也许在人性的深处的确有恃强凌弱的阴暗基因作祟，而不论强弱，权益平等的公平原则，却往往需要诸如法律这样的外力来维护。
其实，一方独大并非可持续的均衡状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就被成熟的市场理论所鄙视，并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下遭到制约。杨白劳与黄世仁签下的果然是合约，但卖身契从来不是公平交易的产物，杨大爷绝望之下喝卤水自尽，证明他无疑是弱势。即便撇开人道主义不论，成熟市场之所以鄙视制约丛叢林法则，正在于这种强弱的不对等绝非正常状态。而且，弱势一方必然谋求对等的权益，因而早晚会有一个趋向均衡的调整，这个调整如果不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临界点到来，就会发生地震级别的剧烈调适，而这个震荡形态的剧烈调适，其实对双方而言，都是破坏性的，谁也成不了赢家。这也是成熟市场大都规避非公平交易的原因所在。
就剧集采购而言，当然需要足够敏锐的专业眼光和稳健的市场判断力，尽管市场的确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基本的判断是采购方必须具备備的质素。在缺乏商业质素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并非衡量砝码的所谓砝码来替代专业判断能力，这当然是缺乏专业水准的粗放懒惰推诿，但既然非商业运营依然存在，类似行为就难以避免，甚至也未必不会暗流涌动，侵蚀市场环境，一旦坐大，陋习也会成为行规，拥有专业质素的商业运营也难免遭遇反制。
众所周知，剧集或曰作品的质地和制作水准，不是所谓的收视率能够直接判定的，即便扣除造假成分，收视率至多是一项选点式的讯息采集，作为参照之一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一味放大乃至偏执强调其市场衡量价值，就是缺乏专业素养的浅薄了。泛泛而论甚至有些暧昧的收视率，与剧集或曰作品的质地和制作水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甚至在不规则运運作下，对其多有伤害，尤其会对创新作品产生窒碍，这是一个趋向成熟的市场所必须警惕的。这样看来，单纯以收视率为衡量砝码的收视視协议，终究是一个相对粗放的惯例，在本土制造业几乎均受制于销售的大势下，它自然并非孤例，甚至算得上符合某种潮流。只是所谓销銷售为王，将大部分利润倾斜于中盘营销，而将大部分风险推卸给作品制造方，毕竟是一种陋习，对作品的制造方是不平等压制，与鼓励创創新的大潮流正相悖反。
不可否认，前述所谓对赌协议在一定情况下的确可以成为爲谋得双方共赢的推力，也果然可以成为一种尝试创新的试验方式，以及限制人情公关的过滤门槛。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需要的是一个個平和有序的环境氛围，这个环境氛围需要双方的诚意营造，而对赌行为说到底毕竟不是常规，偶一为之未尝不可，如果呈现席卷的大势，从维护的立意出发，就需要限制，起码要有度地制约。在市场发育尚不完全的情状下，如果买卖双方不能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达成共识，为规避未来的风险，管理部门适时出面予以调停，也在情理之中。市场干预尽管在理论界尚有争议，但几乎在任何有序国家都不争地存在，毕竟市场的秩序关联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的安全，任何有序国家都不会掉以轻心。当然，管理部门的调停，最好不宜采用简单禁止的方式，频率更当有所节制，干预毕竟是在市场自身难以消化调节时不得已的出手，而并非市场维护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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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签约：在首届中国电视剧全产业链金融交易会电视剧产业市场论坛壇上，几位业界大腕儿曝出一个重磅消息：很多电视台在买剧签约时，要求制片方做出收视率“破××”的具体承诺，有时候甚至还得保证證收视排名。如果兑现不了承诺，电视台方面就会“无限降钱”；如果超预期实现了承诺，电视台方面却不会因此而加价。制片方如果不签簽这类“对赌承诺”，电视台就不签购片协议。（据2月20日《北京日报》）
对對官方的呼吁：多家电视台实行电视剧播出与收视率挂钩的购片合同模式，此举在业内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制片方认为此种模式百害而无無一利，本来应该由制播双方共同承担的收视压力，如今全部转移到了制片方身上，这对制片方很不公平。签下“收视率承诺”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收视数据造假情况的出现。对此，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會和电视制片委员会向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发出申诉，要求官方禁止电视台实行电视剧播出与收视率挂钩的购片合同模式。（据网易）
（责任 徐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