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编剧俞白眉和演员邓超一起打造的“超剧场”开业。
一位剧场经理对俞白眉说，做剧场，要花50年才能挣到一部电影的票房。俞白眉说：“我做好亏本的准备了。”
其实，早在2013年开始筹建“超剧场”的时候，俞白眉就明言：民营剧团到别人地盘演出，常常是花钱也要受“欺负”，自建剧场是被逼无奈，但有了阵地，亏本也“认了”。
然而，对于大多数民营剧团来说，自建剧场目前还是一个不可能轻易触及的梦想——他们缺乏强大的票房号召力，也没有雄厚的资金。
于是，面对场租昂贵、硬件水平参差不齐的“别人的地盘”，“妥协”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剧场作为民营剧团的演出场所，与剧团分属不同经营主体。二者的交往，直接反映出了目前剧场“建”与“用”之间的割裂。
场租一直在涨
“这些年，剧场越建越多，场租也一直在涨。”这是至乐汇舞台剧制作人茜茜与同行们的普遍感受。
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统计，2010年以来，全国每年有10家左右的大剧院建成并交付使用，但普遍存在闲置问题，年演出率低于15%者比比皆是。一个怪象是，即使有大量闲置剧院，但剧场租金还是没有降下来。
“对剧场来说，平时闲置没关系，国家会给予补贴。另外，一些剧场只要演出达到一定场次，国家也给补贴。”茜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剧场并不会因闲置而为民营剧团降低场租，“因为即使流失一部分民营剧团的演出，剧场也没太大损失”。
现实是，随着民营剧团数量的增长、舞台演出需求的增多，场租日益水涨船高。
茜茜说，一出戏剧需要一到两天时间装台、走台，因此一场演出下来，剧团要交付剧场三天左右的租金。根据剧场不同规格和占用时间，每天的场租从2万元到15万元不等。
租场演出时，民营剧团揽下所有票务收入，但昂贵的场租抬升了票价，使失去一部分观众成为必然。
剧院运营依赖政府资助，市场迟迟培育不起来，这就形成了不良循环。
多位采访对象都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民营剧团希望有一个自己的阵地，以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然而，与国营剧场的建设不同，民营剧团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建”之后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面对。
人只能去适应剧场
茜茜不久前曾和许多同行去日本进行专业交流，参观当地剧场。从大阪四季剧场走出来时，她和同行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软件服务、设施服务和舞台服务都是配套的，后台设置对剧团来说也非常方便，全都以人为本。”
“我们民营剧团打心眼里想在这种剧场里演出。”茜茜说。
北京世纪华鹏文化传播公司演出制作统統筹曲晶从事演出制作统筹这个行当已有7年，然而，跑了各地的剧场場后发现，能做到“贴心”者，屈指可数。
首先，各地剧场规制不同，技术参数不一。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对于传统戏曲剧团来说說，这并不算是太大的困扰，“昆曲对各类舞台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剧劇场条件很少会限制我们演出。”
而对于话剧、舞剧等其他艺术形式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
这些剧目常常有较为复杂的布景设置，很多剧场的运景通道都存在问問题。即使在能容纳2000人的大剧院，剧团将舞台布景运送到台上时，也常常发现进景口过于狭小、没有灵活的设计，甚至有的剧场进進景口设置在二层。
曲晶说：“进剧场之前，道具先要破拆、切割，到剧院以后再重新焊接，这种情况非常多，让剧劇组浪费了不少时间。
她印象中最夸张的一回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剧组人员只能把布景用绳子吊起来，从剧场的窗户运进去。
另外，剧场的灯光、音响等技术術参数也决定着剧团的演出筹备效率和演出效果。
民营剧团巡演，往往需要自己携带灯光音响设备，因为大部分剧场場或设备老旧，或根本没有设备。
那么，剧场安装设备的吊杆等是否能满足剧组要求？
“这也不能完全保证。”茜茜说，迫不得已，剧组只能作出妥协，最终剧目呈现效果打了折扣。
舞台剧制作人金晴（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无奈地说：“剧场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只能去适应剧场的条件。”
金晴认为，条件较好的剧场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茜茜也说，目前上海一些新建的剧场可以提供一部分设备，这对剧团来说是喜讯。她希望新建剧场能找到一个個理想的规制模板，解决最基础的硬件问题。
近年来，各地都有剧场建成后由剧院经营公司托管的情况。多的时候，一家公司运营着36个剧场，各地剧场在同一经营模式下，如同连锁鎖酒店般扩张、复制，这就是所谓“剧场进院线”。
有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托管模式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爲剧场应是彰显地方个性文化的场所，模板化未必是好事。
但是，对于民营剧团来说，类似保利剧院这样的全国统一院线会让他们“省心”一些。
原因是，这些院线的硬件参数都是统一的。在院线剧场演出，剧组只要准备一套与院线标准一致的设备即可。“到不同地方巡演，装台直接复制就行，可以缩短一半时间。”曲晶说。
“剧院交给你们了”
有一次，金晴带剧组来到一家不错的剧院，发现整个剧院只有一个管理人员。对方对金晴说：“剧院交给你们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吧。”
有的剧场，负责接待剧组、接洽场务的工作人员員只有一两位，甚至没有，金晴已经见怪不怪了。
大多数情况下，剧组装台、走台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如果出现状况，还要加夜班。然而，剧场工作人员多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即使剧场有场务人员跟组，往往也是“跟着”和“看着”，到了下班时间，留下一句“注意安全”便走了。
“这些从业人员都是很业余的，基本上没有几个能够辅助剧组。”金晴对本刊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尴尬和麻烦难免发生。金晴说：“连夜进布景时，可能电梯就不给你开了，师師傅们得搬着布景走狭窄的楼梯，布景也要破拆。”
还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在二三线城市，偶有政府征用场地开会會，将剧团与场地原本在合同中约定的用场时间强行占用。金晴遇到这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不专业、不配合，就算剧场条件再好，剧团也很难顺利完成工作。
从日本交流回国的茜茜感觉到，中国大多数剧场和国外优秀剧场的根本差别，其实不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管理人员的意识上。
剧场经营具有特殊性，管理人员既要懂管理、懂经营營，还要懂艺术。然而，2016年3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配合文化部发布的《全国专业剧场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专业剧场管理人员中拥擁有艺术专业、舞台技术专业或管理专业教育经历的，只占管理人员总總数的30%。
业内人士向本刊透露，某地方政府公开招聘，将本地新建成剧院的剧院经理纳入招聘。然而，即使有较高行政级别，也无人应聘。在二三线城市，新建剧院人员招聘已成困难，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专业素质可谓难上加难。
曲晶则表示，院线的工作人员会相对专业，因为他们有一套成熟的人员管理和激励体系。
以保利院线为例，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会交给剧团负责人一张评价表，从接待人员着装裝、参演人员酒店安排，到场务工作配合度，都要评价。这与剧场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挂钩，一旦出现差评，保利总部便会打电话核实，并处罚相关工作人员。
曲晶还举例说，如果在前厅售卖周边产品，演出之前，保利场务人员会开会，由领班提问剧目名称、主演是谁、分别在哪个化妆间、全场演出时长多长。“甚至要说出演出公司的名字，这种细节体现的是专业性和尊重。”曲晶认为爲，这是未来剧场在人员管理上的理想方向。
（责任 张晶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