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对话颇那
5岁开始卖唱，因泰戈尔进城
新京报：你从家族中传承的“宝乌尔”，学习与生活的过程是怎样的？
颇那：我成长的村子叫Suri，我从5岁开始父亲就教我学习“宝乌尔”音乐和唱歌，一边就开始卖唱了。“卖唱”跟现在的“乞讨”不是一个意义，而是宝乌尔一向以来的传统：我们在街上唱歌，并不去要钱，听的人主动会给钱或者粮食。但一定要给单数的，双数的话我们不要。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说不清。从小我就习惯了每天清晨4点起床，开始打坐、练习呼吸、做瑜伽，每天三小时。练习呼吸最重要，我们相信将气息尽可能呼出体外，一切杂念都会消退，身体就会变得极轻。我父亲和泰戈尔是好朋友，泰戈尔的诗歌和音乐曾借用过我们家族的四、五个曲调。我12岁时到斋浦尔市去演出，泰戈尔去世时我还不到8岁，只记得见过他，我知道我有机会到大城市去是因为泰戈尔的原因。
新京报：1969年你与鲍勃·迪伦同台前知道他吗？在伍斯托克音乐节上的经历对你有过什么麽影响？
颇那：当时阿伦·金斯堡是我父亲的一个学學生，1965年阿伦给鲍勃·迪伦的经纪人打电话，请我去参加伍斯托克音乐节。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第一次就去了40个城市。演出前我不知道鲍勃·迪伦，看到那么多人来捧他的场，开始很紧张，但当他开始弹吉他唱歌、吹口琴时，我觉得有点像做梦了。伍斯托克音乐节節演出那天刚好是鲍勃的生日，我用印度方言唱了他的《答案在风中飘》。但是我看到台下全是飘飘欲仙的男男女女，觉得震惊，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父亲以前抽大麻很厉害，我一直不喜欢。后来有好几次机会有人邀请我移居到美国去，我在美国跟乔治·哈里森他们一起住了4年，经常有警察来抓瘾君子，我非常不喜欢。后来來圣聖地亚哥政府给我提供了一个农场、大房子，我还是想回到Suri村里去，照顾我的小猫小狗。现在圣地亚哥那块地建起了一个個宝乌尔学院，已经有三四千学生了。
新京报：音乐樂中，“宝乌尔”的精神核心是什么？
颇那：“宝乌尔”是游吟诗人式的音乐，传统上就是在沙漠里边走边唱。“宝乌尔”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苦行僧式的，一辈子不结婚，不在公共场合演唱，只在私底下唱，通过收学生去传承这种艺术。另一种種是会组成家庭的，就像我们，父亲给我作一首曲调，我给儿子也作一首曲子，这样代代相传下去。现在有一种新型的“宝乌尔”乐手，演出就为了钱，但那是不对的。“宝乌尔”不崇拜神，而崇拜人，我们們唱咏日常生活与人类的每一样细微情感。我们要通过過尊重与热爱人而获得爱和尊重。神灵不在庙里，而在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