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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深圳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和我在香港的父母更近一些，方便见面。
我祖籍在江苏，但是在广州出生和长大。为了谋生，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父亲去了香港打工，后来我的母亲、弟弟陆续都去香港了，只剩下我和外婆两个人在广州相依为命。所以，我母亲有机会的话，会时常往来于香港、广州两地。
年轻的时候，这段距离对她而言还没有什么问题。上了年纪之后，每次她回广州看我，都要请人陪同，非常不方便，于是我就萌发了来深圳的想法。
离开广州重点中学来深
我是1985年来深圳的，此前我是广州花县（现为花都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也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有一天，我1962年参加工作后教的第一届的一位学生来看我，他告诉我：“我调到深圳了，您怎么不去深圳呢？看您母亲每次来广州多辛苦啊，你去了深圳，离香港就几步路，见面就方便了。”那时候内地比较穷，每次我母亲从香港过来，就算是旧衣服也要带一些回来给我，她年纪大了之后拎不动，就要请人陪着过来，非常辛苦。
我对深圳多少有一些了解，知道深圳是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很有前途。我也曾和同事一起去过沙头角，发现深圳确实不错。于是我就和我爱人商量，我应该去深圳。我爱人也是老师，他认为在哪个地方教书都一样，并不反对。孩子在读高中，去特区也没什么不好。于是，我就跟学校提出调动申请，但学校和教育局不同意，尤其是教育局的领导说：“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这样，你走了我们去哪里找人？而且你还是政协委员，怎么能随便走？”
我的学生告诉我，深圳引进人才的要求是不能超过45岁，而当年12月份生日一过我就要超过45岁了。再加上我几次找教育局无果，我打算就此打消去深圳的念头，心想：一方面广州待我不错；另一方面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去深圳后最多也就剩下10年左右的工作时间，算了吧。
此时，一个很偶然的事情给我带来了转机——有一个星期天，我去一个领导家里拜访，她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的一位老校长，她的丈夫是花县的领导。聊天的时候我偶然提到我想去深圳但花县不放的事。这位老校长一直以来，把我当妹妹一样看待，我去看她时并没有想要找她帮忙，几天后，我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我可以走了，让我去办手续。我很疑惑，去教育局办手续的时候，我才知道，星期二，我们老校长的爱人专门来教育局找局领导说：“人家一个广州女孩，在你们这里工作了20多年了，现在人家遇到困难想走，你们还不放，其实就算没有困难你们也应该放人家走了。”这样，花县教育局才同意我走。
拿了教育局的批令之后，我就来了深圳。那时候来深圳是要考试的，我的考试很简单，就是和一个考官面对面聊天。作为一个在重点中学教了20多年重点班的数学老师，应对这种考试当然非常轻松了。通过考试后，我就被分到深圳中学。
成深中首个特级教师
那时候深圳很穷，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和广州真是没得比，充其量就和花县差不多，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花县。
来深圳就需要搬家，我的很多学生知道我要走了，就来帮我搬行李。我来深圳的那天刚好下雨，从南头关过来的时候，一路破烂，一路颠簸，简直没法走。到了学校里面，那真是“水泥路”——都是水和泥，没法下脚。
刚来时，我们没房子住，学校就把我分到学生宿舍，放不下的行李在学校体育馆搁了一年多，煤气炉安放在楼梯的转角处，我们在那里煮饭，直到有教师住房空出来，我们才搬进去。从来深圳到我们稳定下来，其间，我们搬了四次家。
我爱人调到了新建成的洪湖中学，孩子插班到深圳中学读高三，他后来成为深圳大学第一届金融系的学生。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了点，但是我不介意，我就是一个老师，不渴望住上高楼大厦，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这点我对深圳非常满意：在深圳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没沒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深圳不会排外，老师都是全国各地调来的，水平都很高。
到深圳中学之后，深圳中学数学组组长長听说我原来在广州重点中学教学，还是广州市政协委员，非要把组长長的位置让给我。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刚来学校，谁都不认识，怎么能做组长？”看我不答应，他就召集数学组开会投票。他在数学组威望很高，他说什么大家都听，所以最后还是把我选为组长了。
我们数学组的老师，北京、上海、武汉来的都有，业务能力都很强，素质也都很高。当时深圳中学一共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6个班，分布在一座六层的教学楼里，教学楼对面有一个两层的办公楼，当时的深圳中学就这么大，但它是省重点中学。后来深圳中学又把洪湖中学变變成深圳中学初中部。如今，深圳中学已是国家级示范中学，有400多名老师，将近5000名学生。
在广州我的工资是80多块钱，来深圳是200块多一点。记得我去领工资的时候，刚好我母亲来看我，几百块钱工资都是10块钱一张，她拿着那厚厚的一叠钱一直在说：“来深圳有这么多钱啊。”
我1985年来到深圳中学，1987年就评了高级教师，是深圳中学第一批高级教师。之后又获评特级老师，只不过这不是职称，只是一个荣榮誉称号。
当时是大家投票决定评选谁，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没想到我得票最高。回家我就和爱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都不怎么认识我的吧，怎么会选我呢？不能这样的。”我们主任拿表格找我填，我也不愿意，最后他说：“评特级教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学校的事，你不填不行。”后来省里组织听聽课、座谈会，我都顺利通过。就这样，我成为了深圳中学自1947年建校以来第一个特级教师。
递交提案首个被落实
1990年深圳市政协成立。因为我在广州就是政协委员了，来深圳后，我的任期还没满，所以有时候会请假回广廣州开会，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政协委员。等深圳政协成立，我就顺理成章成为深圳市首届政协委员。
当时我来深圳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很多事情都不是很了解，当政协委员是要写提案的，所以我只能写有关教育的。那时候刚好我们校园和学生的球场之间間，隔了一条马路，学生来来回回过马路打球很不安全，我们学校领导導就问我能不写一个提案，建议建一个天桥。
经过過实地查看，我准备了一个提案，没想到很快就落实了，而且还是深圳市政协落实的第一个提案。现在我路过那里的时候，还可以发现那个個天桥还在发挥作用。
1993年我又当选为全国國人大代表。那年寒假，我在家里接到人大的一个电话，说我作为深圳市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参加差额选举，我当时压根没想到怎么会會推荐我。接完电话我儿子说，我肯定会被刷下来，我也没当回事，就这么过了。
当天下午，我突然又接到电话说恭喜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让我把照片送到深圳市人大，办什么证件，我就这样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了。
后来我才想到，有一次我和一个民主党派的一位领导聊天，他了解我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他们把我推选为候选人的，因为那时候候选人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是女性，其次要在第一线工作，第三是要有高级职称，最后要非党黨人士。我是女性，又是在一线教学的，还是高级教师，因为我家里人在香港，从前因为有海外关系，我不能入党。所以我刚好符合所有的条件。
当时深圳有四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中国第一村”南岭村的老书记张伟基，另外两位就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市长厉有为。所以除了我，他们都是非常有来头的人。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开会，讨论议案等，因为我的姓氏笔画少，开会的时候我还坐在很前面，他们说什么我就认真听，认認真学，当然，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也要发表意见。李灏、厉有为他们两个也很亲民，我们见面都是直呼其名。
当时時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江泽民，1993年开始我们去北京开两会，江泽澤民对广东团很关心，经常过来看望我们代表团，我和江泽民也聊过几幾句。李岚清来深圳的时候，还来我家里慰问，看我的书房，我们像好朋友一样聊天。
呼吁为学生减轻负担
我到深圳的时候，深圳的学校还不多，只有红岭中学、翠园中学，还有宝安有个中学，当时深圳实验学校还在办，外国语学校是后来才办的，教育环境也不如广州。但是，学生的素质挺不错的，他们大都是从五湖四海随着家长一起来深圳的。这里的学习氛围比较好，孩子们大都很听话，比如有时候有领导来我班里听课，这些孩子即便平时比较调皮，这时候也会变得很安分，不会让老师丢脸。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女孩子，她高二时插班到我班里的时候，连高一课本里的三角函数都还不会，基础相当差。后来來在大家的帮助下，她很快追赶上来了，后来还喜欢上了数学，最后成为深圳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
我班上还有一个孩子，我一直感觉他很聪明，就是不认真学习，所以成绩还是比较差。我上课的特点是我讲得少，学生练习多。有一次我让学生做练习，不知道他在玩什么东西，我就走到他旁边，在他耳朵边说：“你也不笨，为什么麽要这样呢，你其实可以考出全班最好的成绩的。”说完我就走了。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开家长会，他的妈妈来找我，问我和孩子说什么了，孩子真的开始好好学习了。我感到很欣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笨的学生，关键在于老师怎样把学生的潜能挖掘出来，让学生灵活地学习。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辅导资料，都是老师给学生印大量的习题。我们老师要在一大堆书里裏面，一点一点地挑全国各地的资料，挑好了再一笔一画地刻版印给学學生做，一个星期至少要印两份。当时，每位老师都要找题，那么多门門功课，加起来题量就特别大，学生的负担很重。由于高考是指挥棒，学生要考好的大学，就必须多做题，因此我们印给学生的题，他们不敢不做。这样学生的负担重，老师的负担也重。我记得除了放假，我在学期期间的晚上从来没有看过电视。
有一年我管理宿舍，早上就到学生宿舍去查看，有的学生困得起不来，我去叫她们，她们闭着眼睛抱着我，说不想起床，这让我很心疼。
高考不仅是学生人生的转折点，对我们老师而言也是一次大考，每年数学科开始考试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考场。每次开场半小时后，我们可以拿到数学卷子，那时候我的心和手都是抖的。
我作为一线的老师代表，最了解学生的负担，所以在开会會的时候，就拼命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学生教育要灵活，而不是一味增加作业量。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辅导班，都是以学校教育为爲主。我曾经明确地告诉家长，不要让孩子上各种辅导班，孩子在课堂上好好上课，不懂来问老师就足够了，所以我的学生没有到外面去报報辅导班的，有问题都来找我，我随时都可以为他们解答。
在我的印象里，从我退休前后，辅导班就开始越来越多，多得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我听说有些老师课堂上上课还会“留”点儿，在辅导的时候讲，而在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是要拼命把知识教给学生的。
深圳是个有福气的城市
我当了人大代表之后，学校曾要求我做教导主任，因为他们考虑，已经是人大代表了，再做普通的老师有点儿说不过去。当时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于是回去想了一下，但觉得还是不能这样，我是“拿粉笔”走出来的人大代表，做了主任就不能在一线教书了，那我这个人大代表也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就找到教育局，说我就是普通老师的代表，只适合当老师。他们看我的态度很坚决，最后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我一直在一线“拿粉笔”。本来來我1995年就办了退休手续，但我的人大代表资格要到1998年，我就想：我不能当不做事的人大代表，所以就一直工作到1997年的暑假。
回望过去，我认为在我来深圳这29年的时時光里，在课堂上和学生在一起是最快乐的，那种感觉是甜的，尤其是看见見学生很快把题解答出来的时候，那种快乐一般人很难体会。
我非常热爱老师这个职业。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说我的性格特别适合当医生，因为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淡泊。但是我不愿当医生，他就建议我当老师，我说好，于是就报了华南师范範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就当了数学老师。
我刚来來深圳，深圳的重点中学只有深圳中学一间，后来实验学校、红岭中学學、外国语学校的教育质量都提升了，重点中学越来越多了，大家之间間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但都是和平竞争，总的目标都是把教学质量提上去。这种状况是好事，因为如果有学校一直是第一，那就会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不利于培养学生。
大家之间通过過竞争相互促进，互相学习，这是好的。像我们学校，经常会有其他学學校，甚至其他城市的老师来听课，有时候也会开一些座谈会會，把全部数学老师集中到大礼堂里，大家互相介绍经验，互相提升。
深圳的包容和开放不断地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才，北京、上海、南京……越来越多人才来到深圳，深圳教育的路也越走越宽，所以我认为深圳是个很有福气的城市。
现現在回头看，我认为我这一生做对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当老师，这這个职业让我很快乐，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选择做老师；第二件事就是来了深圳，虽然我原本在广州的生活就不错，既是广州的特约約教研员，又是广州的政协委员，但是来深圳，我的发挥空间更大，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事，而且大家很团结，相互合作，所以说，我来深圳是来对了。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