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记者 陈宗昊 岳阳报道
当杨度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候,屈原的在天之灵当可告慰。
三闾大夫留下的爱国精神,仿佛汨罗江的逝水,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不仅没有在湖南断绝,反而随着时间流淌,深深镌刻进了湘人的骨子里。
冒着8月的酷暑,“湘学溯源媒体行”采访团来到汨罗,探寻两千多年前,屈原最后驻足的地方,寻找湖南人每逢危机,慷慨赴国难的精神之源。
其实,湖南自秦末开始,便在各地建立纪念屈原的建筑,至今尚有屈原庙遗址20多处。至于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早已不独为湖南风俗。
从古至今,屈原从最早的“变法图强而不得志”文人形象,到一身清白殉国家的忠烈,他身上所折射出的精神首先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孕育了临危受命领兵抗元的李芾,孕育了变法失败慷慨就义的谭嗣同。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肖永明教授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短短15年间,湖南曾先后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等5位烈士为救国而蹈海投江,这在全国其他省区是罕见的。
正因为那种对国家对民族发自内心的爱,支撑着这些湖湘志士视死如归的壮举,而这背后,传承的正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每逢国难,湖湘士人对民族对国家怀抱着强強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让他们苦寻救国救民道路,哪怕面对牺牲仍义无反顾顧。
按照某些观点,其实屈原完全可以活着,包括渔父对屈原的规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然而,肖永明教授认为,湘人王夫之在晚年所作的《楚辞通释》中提出:“蔽屈子一言曰忠”。他认为屈原在怀王不聪不信之际,之所以从容就义義,并不是没有全身而退的方法,也不是一时冲动,因为意气用事而慷慨轻生,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基于其忠君爱国意识。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其自身思想观念的表现,他是以屈原为千古知己,以屈原来激励自己的。
在残酷的现現实面前,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施使国家富强的“美政”的主张,他拒绝向现实妥协,最终用自沉汨罗羅江的悲剧性结局维护了自己人格上的高尚。自汉代贾谊开始,历代文人无不为屈原这座人格和道德上的高峰所折服,无不以屈原身处逆境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激励。
(原标题:湘学溯源媒体體行之屈原:两千年前的人格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