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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7年，正当秦王嬴政雄心勃勃要一统六国之时，水工郑国的“间谍门”东窗事发。原来前无古人的郑国渠工程竟然是一个“国际阴谋”，日渐孱弱的近邻韩国深恐被强秦所吞并，便采取了“疲秦”战略，以闻名列国的水工郑国入秦鼓吹工程之利，实际目的却是借此削弱敌国的人力、物力，使其无力扩张。
郑国之事败露后，自孝公变法后渐以失势的秦国贵族顽固势力便蠢蠢欲动，一面主张车裂郑国，一面怂恿进言：列国来秦为官谋生之人，大多是为了故国利益来充当间谍，必须驱逐一切来人。
天子之怒，流血千里。震怒之下，嬴政仓促下达了“逐客令”。法家思想的践行者楚人李斯时任客卿，也在驱逐之列，出于对个人处境和秦国利益的诉求，他用激昂饱满的情绪写就了一篇酣畅淋漓的千古佳作《谏逐客书》，有力阐述了“客”对历代秦国的贡献和不可或缺性，主旨之明确，论证之充足，文笔之精彩，令历代的文编汇选皆不敢遗漏。
正所谓“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作为一统天下的千古帝王嬴政当真是雄才大略，心怀开阔，本就深谙“商鞅法度”精妙，不拘于祖宗成法的年轻国君得此提点，猛然醒悟，遂罢逐客令。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郑国问题上，嬴政没有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没有莽撞武断、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杀了之。在郑国坦承，“始臣为间，然渠成变秦之利也”，修此渠固然是“为韩延数岁之命”，却“为秦建万世之功”后，嬴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衡量利弊，决定让郑国继续主持完成这项宏伟工程。在大一统的前夜，他没有被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而束缚，而是用新思路来解决新问题，坚持了一种全新的评評判标准：是否有利于增强秦国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富民强国、一统天下，俨然是一个“战国版的三个有利于”，确是难得。
而历史证明，思想的开放和进步，总会带来超出预料的成就，郑国渠的修建使万顷盐碱地变为爲良田，关中地区更加富饶，国力更加强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后秦王嬴政力排众议，继续重用了李斯、尉缭等外来人才，一鼓作气，气吞山河，建立了伟大功业。
纵观秦兴之路，实起于孝公而达于张仪、范雎后盛于嬴政，根源于几代秦人革故鼎新、劈荆斩刺的实干精神、创业精神和求变理念，虽无比艰难，却矢志不渝，从未停留。即使改革先驱商鞅在旧势力的反攻下身败名裂，但也“去其人，用其法”，有效保留了变法的成果，从而形成了国家强盛的长效机制保障。
虽时代有所差异，具体情况不同，但秦国由一个“六国耻与会盟”的西陲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群雄之首，进而荡平六国一统华夏，其穷则思变、勇于变革、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崛起历曆程和坚忍不拔的创业意志都令人肃然起敬。可以说秦国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自我否定的蜕变过程。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无论从井冈山时期的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是遵义会议纠正王明的左倾傾路线，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都闪烁着解放思想的伟大光辉。尤其是在经历十年浩劫后，国家百废待兴，社会思想混乱，中国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冲破层层阻力，提出了“实践是检验驗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顶住压力，用一代伟人的卓识远见开创了伟大的改革开放。
事实實证明，闭关锁关、固步自封不是强国之道，只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当當前，全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冲击到固有利益的“碉堡”，急难险重、不进则退，但正像习总书记所言“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全国上下同心，坚定信念，勇于闯出思想的峡谷，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中华民族就会有更辉煌的事业和美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