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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鉴于灾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现代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欧美学者从对当代灾难的调查、分析入手，提出旨在深入分析灾难遗迹的“灾难考古学”概念。在这一新兴学科概念的启示下，把灾难遗址同现代考古学技术结合起来，一方面使用考古学手段对灾难现场进行科学发掘，为还原灾难事件的发生提供客观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通过对遇难者遗骸的身份鉴定和遗物返还，从人文关怀的角度阐释考古学的另一层含义。
灾难考古学勃兴
灾难研究旨在从灾难事件本身出发，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阻碍因素，多角度阐释自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在对灾难事件的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自然环境的演变信息，而且可以从灾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复原特定历史事件下的历史图景，为当今社会提供更多参考、借鉴。
二战结束后，随着社会大环境趋于缓和，学术研究多元化演进，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将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都纳入研究视野中，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和学科专业化的趋势增强，灾难学这一学科概念被一些学者正式提出。这一定义不仅从更广泛的范畴对灾难研究做出了界定，同时也明确了灾难研究是多领域、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此后，诸如灾难政治学、灾难经济学、灾难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也应运而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灾难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前沿性。
自然灾难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部分出现较早，而侧重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古学灾难调查则是近几十年才陆续出现的。从1980年Payson D. Sheets发表有关灾难考古学的评论文章开開始，这一研究才开始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此后，灾难作为影响社会变迁、文明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视为从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视視角来复原历史进程。
在欧美，从考古学视角考察灾难遗址肇始于1732年对庞贝遗址的发掘。此后，考古学家对瓦萨号遗骸、牙买買加皇家港口遗址的关注，以及对诸如1876年蒙大拿小巨角战役遗址的调查都为“灾难考古学”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紀，法医科学的高速发展以及法医考古学的兴起，为针对灾难事件的专專题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一背景下，“灾难考古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在20世纪后半期大规模屠杀事件的调查中应运而生。
英国人类学家Richard Gould 在2002年成立“法医醫考古学复原组织”，率先正式提出“灾难考古学”这一新概念，即“通过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应用，最大程度地构建起灾难事件发發生过程中的‘序列链’，更加真实地复原特定事件”。他所提出的“灾难考古学”，因涉及现当代灾难的调查，所以除了传统的人类学意义外，还加入了一些诸如遇难者身份辨识、遇难者家庭抚慰、现代刑事法庭诉讼等新的时代因素。
“灾难考古学”除了还原灾难遗址、灾难现场場等工作外，更重要的一个工作主旨就是为现代灾难的幸存者和遇难難者家庭提供一个了解事实真相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途径。因此，Richard在提出相关概念时，也更加注重强调“灾难考古学”在参与與调查灾难事件中，应当“主动担负起一种公共角色，从人文关怀立场場来对待灾难遗址及其后续安抚工作”。所以，“灾难考古学”有别于其他考古学分支，是考古学、心理学与法医科学的结合，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和道德伦理因素。
灾难考古学的人文关怀
灾难考古学研究理念提出后，很快被运用到一系列实际案例中。
在社会服务领域，“法医考古学复原组织”等机构针对“9·11事件”、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等，将考古学的方法、技术应用到遇难者搜寻和灾难现场清理工作中，开展了遇难者身份确认等工作。在处理社会公众灾难事件中，从社会责任层面看，“灾难考古学”的缺位势必会影响公众对事实真相关键信息的获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灾災难考古学”同时又是与遇难者家庭沟通的重要纽带。
虽然不同的灾难事件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在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也有不同意义，但从從“灾难考古学”的定位看，我们更加注重通过发掘技术的革新和分析问题角度的延展，从灾难遗址本身来透视其产生的社会及自然背景，传统考古学旨在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类的过去以及解决特定、具体的学术问题，而“灾难考古学”则在“冰冷”的遗物研究之外还有着自身“温暖”的一面，即通过对田野发掘技术和法医技术的结合，为“后灾难研究”贡献自身独特的价值。“灾难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拓展了考古学的应用前景，对灾难遗迹的考古学考察是对遗迹中遇难者的尊重。在当今世界，频繁的灾难事件不断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对灾难事件的妥善处理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对于遇难者家属更是一种道德责任。这对推动“灾难考古学”从现场提取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为复原事件发生过程提供客观材料，同时也为遇难者家属带来真相和慰藉。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也正体现在以全人类的视角充分挖掘遗迹的社会信息，在灾难遗迹面前发挥其应有的人文关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