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样下去，厦门大学的人手快不够用了。上周二的舆论场，因为该校的副教授谢灵举报校长用餐特权，同时自己也被人举报存在学术造假嫌疑，该校已经投入了很大精力在调查两个问题。但是，前述调查还没结束，该校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又被举报诱奸女学生，焦头烂额的厦大又得组织相关人员调查这件事了。
按道理说，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本不该对这名教授进行有罪推定。但从厦大校方反应的蛛丝马迹中，社会舆论意识到这件事绝非无中生有。一如《京华时报》7月13日的评论所言：“仅以常识计，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若非出于愤怒与痛恨，很少会有受害女生不惜现身说法，主动站出来公布证据，揭发导师的性侵与骚扰行为。厦门大学在事件曝光后，第一时间宣布中止吴的研究生导师资格，根据举报材料展开调查。这样迅速而鲜明的表态反应，也显示该教授丑闻断非空穴来风。”
其实，厦门大学的反应已经算很慢了。新闻报道里说，“对吴春明猥亵诱奸学生行为的匿名举报此前就已多次出现过，不过由于没人真正站出来说话，最终事情都没有处理结果。”这几乎又是谢灵举报的翻版，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学校的管理者没人重视，最终致使简单的事件演变成舆论飓风。“两起事件之间的共性，折射出大学内部监督机制的匮乏以及举报维权路径的不畅。”《春城晚报》评论员吴龙贵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写给该报的头条评论中，不无耸动地写道：“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一些大学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能力，以至于大学成为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丛林社会’。”
生活在这个丛林里，真相与公正自然很容易被茂密的枝桠和遮天的树冠遮盖。若非如此，厦大该如何回答《青年时报》提出的那一连串的问题：“既然校方为学生维权设置了种种通道，又为何在之前没有受害女生勇敢举报？当事人选择‘网友曝’的形式发声，是否说明校内的纪检系统名存实亡？难道是慑于大学里遮羞隐恶、同僚相护的传统，受害者方才决定在网络平台揭露事实？”
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已经成年，具备了完全的责任能力，在昨日关于此事的舆论声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西部商报》刊登论者马涤明的评论颇具代表性：“接受交易而胜出的学生，面对那些不接受交易而被甩在后面的学生，是否应当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公平的问题？”他在随后的论述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诱奸并没有违背女方意愿，尽盡管一些女学生从心底里厌恶，以至于身心深受伤害，有的人事后曾欲割腕自杀，有的人站出来揭露禽兽教师，但仍改变不了其是非面前无無原则、以不正常手段竞争、损害公平的事实。”
对受害者的批评，基于一种对理想状态的期待：面对强权，她们們奋而反击，最终正义得到彰显，邪恶受到惩处。但理想之外，也必须須承认怯懦是人类的本性。在这起斯文扫地、污秽不堪的大学丑闻里，最大的责
任方显然是不被限制的权力。时评評作者殷建光刊发于《北京晨报》的评论中，注意到了更多的同类事件：“最近比较轰动的例子有：2013年5月份，中央美院教授丘挺妻子试图跳楼被人救下，跳楼原因是，丘挺曾‘潜规则則’多位女大学生；某地质大学曾曝光教授要求女学生到其住处‘写论文’……”原因即在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地位上的严重不对称。
于是，便又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上：如何限制这危险重重的权力？具体到这类事件，又有哪些对应的做法？学者熊丙奇以及同样作为大学教师的霁舟都提到了国外禁止师生恋的制度。即便在对个人权利问题很敏感的美国，依然通过制度对成年教授与與成年学生之间的恋爱自由进行了详细规定。霁舟在给《新京报》的评評论中介绍道：“一、不能是自己上课班级里的学生；二、不能担任她的学习顾问(辅导员)；三、不能担任她的论文导师；四、不能担任她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五、如果她是本系学生，虽然上述条件都满足，但如果你是系主任，或者任何有权力的领导，你还是不能追求。”
在张狂的权力参与中，“诱奸”二字是否是真相的全部？这个问题
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所在。在引发舆论风暴的帖子里，发帖者还提到了吴春明把学术经费用于同女生开房等问题，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又是否涉及到了犯罪，是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时候了。而律师刘昌松则提出了自己另外的疑惑：“吴春明若使用了‘不就范即让女生论論文通不过或最终毕不了业’等言辞，使得女生不敢反抗，则成立了法律所规定的‘胁迫’……是违背女生意志的表现，涉嫌成立强奸罪。”在他看来，引发舆论关注的网帖，无异于一封投向有关司法机機关的公开报案信，“当地警察应当主动介入，而不必等待厦大的移交。”
对厦大来说，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处在风暴眼中的他们，自然希望事情很快过去，也许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不过了。但曾经接连被忽视的问题集中在这个夏天爆发，厦大的管理者也必须吸取教训了：在信息化的时代，问题除非被解决，否则已经不再可能被遮蔽在阴郁的树冠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