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4日，胡适在其与丁文江等同仁编辑的政论刊物 《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了胡适等知识人所认同的社会角色，也是他们在大学教授身份之外最愿意扮演的社会角色，即这种政论家的特征就是：“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这自然是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转化成现代知识人的精英群体，面对危机重重的现代中国，不能割舍的一份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气质。一言以蔽之，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一样，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最醒目的精神特质之一。这种传统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风浪中屡遭摧折而始终弦歌不辍，实在是耐人寻味的一种精神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南风窗》一直试图接续这种政论传统，其政论的精选集《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编选者指出：“我们选辑輯的文章便足以呈现这个时代混乱不堪却又生机勃勃的政治图景：富人们对威权的惧怕、穷人们对威权的鼓掌；精英们理智又残酷的治国理想，平民们朴实却又时而短视的社会诉求。传统的政治理想不再能有效地统合所有群体，新的更具道德吸引力的政治模式还在重建之中。”政论写作最忌讳单线思维和模式化，能够注意到转型时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诸种悖论，并在对事实和道理的深度挖掘中，重建其复杂性和具体性，这是《南风窗》悬为标准的写寫作高度。
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里有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面对当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也同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中国危机论（以前西方世界称之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国國道路等），而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的精神旨趣，也有两种冲突的评价，前者认为消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合流，导致当代中国人的“去政治化”，退隐到私人生活的城堡而变得日益狭隘、平庸，而后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开放、对外交流的频繁和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中国人在重新凝聚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兴趣，而以微博、微信等为媒介的“微政治”正是其表征。
深入政治肌理
纵览《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我认为存在两条主要的政论线索，一种是从现时代的常识、常情和常理出发，通过对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的具体感知和深入挖掘，诉诸道德性和功能性（也就是政治竞争、政治参与的有效性等）来评評议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风窗》的作者在坚堅持启蒙理念和普世价值的前提之下，注重论政策略，通过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与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逻辑、方式等进行对照，试試图通过给现实施加舆论压力以让其无限逼近理想的方式来议政。这种種论述策略“违规成本”较低，容易被执政者接纳，且比较容易跟一般读者群体的思维、语言和逻辑衔接起来，这也是民国时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常用的论政策略。比如《“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一文在引述习近平关于“无形的墙”将党与人民群众隔离的论論述之后指出：“推倒‘无形的墙’，最终目的是民众自由的最大化。特权和民众自由是零和博弈，很难共存。特权少一分，民众的自由就会多一分，反之亦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十八大报告也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不是放纵，而是树樹立人的主体地位；自由更不是某国的专利，不能说一国之民众配享有自由，另一国民众就不配。反特权就是要保障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