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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娜
天津犹太人中产生过两位国际主义战士，一个是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另一个是“奥地利的白求恩”理查德·傅莱。他们都从天津走上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场，巧得很，也都收获过一段延安爱情。
爱泼斯坦在天津长大并开始新闻事业。他的妻子邱茉莉是英国人，比爱泼斯坦大九岁。香港沦陷后，他们都被关在日本人的赤柱拘留营里，这段患难经历使他们相知相爱。1943年，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喜结良缘，从此共同生活了41年，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直到1984年邱茉莉病逝。
爱泼斯坦与邱茉莉结婚以后，头几年住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常常一起出席外国记者招待会，多次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去延安采访。1944年，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同意组成一个中外记者团，但提出许多限制性条件，所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有的还要连同国民党的评论和驳斥一同发表。为了排斥外国记者中思想“左倾”的人，当局以“缺乏女性卫生用品”为借口，把代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拿大一些出版单位的邱茉莉排除在名单之外。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性别歧视”为由提出抗议。邱茉莉找到国民党元老孙科，孙科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梁寒操，生气地要他取消这个禁令，也未能奏效。国民党委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在背后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們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因为我们怀疑他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让他妻子跟他一起去的理由。
爱泼斯坦只得只身随采访訪团西行了。他由西安进入延安，采写了大量新闻稿件，还采访了毛泽澤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的电稿雪片似的飞回重庆，飞到邱茉莉手上。邱茉莉成了他的后方编辑，许多稿件经过她的手得以发發表。代表团来到潼关，对延安实施封锁的胡宗南请记者们吃饭，他的副官、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敬酒。由于当时老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動”，不许军官喝酒。爱泼斯坦的报道发到重庆，新闻检查的官员一定要删掉这一段。邱茉莉据理力争，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改为“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算为老蒋保住了一点面子。采访途中，爱泼斯坦非常思念邱茉莉，常常利用采访间隙给她写信，这些信件被邱茉莉保留了下来，现在成为重要史料。
如果说爱泼斯坦的延安爱情仅限于“鸿雁传书”，那么，傅莱的延安爱情则属于“朝朝暮暮”了。1941年，在马大夫医院工作的傅莱，在地下党安排下从天津秘密进入八路军西平根据地，从事医疗教学和救助伤员。1944年，他来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传染内科工作。转年，他与李滨珠结婚。李滨珠比傅莱小一岁，却是个“老革命”。她1921年生于河南偃师县，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6岁的她就来到延安。与傅莱结婚后，一直支持傅莱的工作。第一个孩子出生后，部队常常行军转移，她就找来一头毛驴，驴背上驮两只筐，一只装傅莱的医疗器械，另一只便是儿子的摇篮。八路军战士走过来，都要逗一逗这个白皮肤高鼻梁的混血男孩，他们的宝宝，成了战场硝烟中一个快乐的音符。李滨珠与與傅莱育有三个子女，1959年离婚。2007年7月，就在傅莱墓地于河北唐县落成揭幕、傅莱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中国大地上时，李滨珠在傅莱的家乡奥地利维也纳与世长辞。
在特拉维夫大学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收藏的“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中，有两张照片分别记录了以上两段爱情。一张是爱泼斯坦身穿八路军軍军服，只身一人；另一张是傅莱与妻子李滨珠坐在山坡下倾心交谈，幸福洋溢在他们青春的脸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