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新闻《[独家]快男、民主与市场妥协:獨立导演和选秀投名状》

电影《归途列车》中，农民工的孩子在观看“芒果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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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题材纪录片《归途列车》里有个镜头，一位被父母寄予厚望的乡下姑娘盯着一台老旧的显像管电视，荧屏播的是被称为“芒果台”的湖南卫视节目。

在《归途列车》开始筹拍的2007年，湖南卫视推出了第一届“快乐男声”，那是“超级女声”红遍中国之后的选秀产品，芒果台也因这些节目而成为中国娱乐界最大的造星机器。“超女”和“快男”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选秀偶像，也催生出数量庞大且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粉丝团，而这些都成为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大众文化层面的一道时代标记。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范立欣的导演正在拍摄纪录片《归途列车》，试图以此捕捉中国的另一道标记——“城乡差距带来的春运大迁徙”。1977年生于武汉的范立欣，曾在电视台做过新闻记者，旅居海外几年后带着国际团队回到国内从事纪录片创作。这部《归途列车》对准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务工家庭”，它用平静甚至有些粗糙的画面记录了一个被高速车轮抛下很远的群体。而它引发的思考与关注，让导演范立欣获得了包括新闻与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内的数十个世界奖项。不仅如此，通篇汉语的《归途列车》还在美国的艺术影院获得了28.8万美元的票房。而有明星艾德里安-布洛迪与蒂姆-罗宾斯参演的大片《一九四二》，在北美上映的票房也不过31.2万美元。

在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内地，《归途列车》则被打上了“毫无市场价值”的标签，几乎所有主流院线都没有排映此片，甚至它连一个像样的上映日期也没有。提到2010年该片在中国市场的遭遇，范立欣面无表情：“其实《归途列车》所谓的‘上映’，就是在北京的一家艺术影院进行了‘单线放映’，加上别的城市有几场影展而已，总计场次在50场左右。”

与经历冷遇的《归途列车》相比，湖南卫视知难而上的选秀工程却一直是市场的宠儿。针对选秀和唱歌类节目，广电总局先后颁布过被称为“限娱令”与“限唱令”的管理条例，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项目也曾于2012年停办一年。但几经波折，他们还是拿到了《2013快乐男声》的批文，湖南卫视也将《快男》的首期节目定在了2013年的6月29日播出。与此同时，芒果台还拟定了一个拍摄“快男电视纪录片”的计划，因为2013年正是湖南台选秀的第十个年头，他们打算将这个电视片与《快乐男声》配套播出，以纪念自己在“选秀十年”间为中国娱乐界做出的贡献。此时，他们需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导演——最好他还能有些名气。

范立欣其实与人们印象中的“地下导演”并不一样，他的海外旅居经历让他在西方积累了颇为丰富的“制片-发行-放映”资源。但《归途列车》的国内票房不佳，使他触动极大。在那之后的一两年里，除了接私活外，范立欣一直在为纪录片能够登上内地主流院线而四处奔波：“我希望人们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纪录片，而不是一提到纪录片就是宋庄或者《舌尖上的中国》。我不是说宋庄那些东西没有价值，问题是，它究竟能被多少人看到？”范立欣认定，选择一个被主流观众接纳并可能产出高票房的题材，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投名状。“我不会接受自己的片子永远都去宋庄，那里的舞台不够大。”

于是在13年4月，有“快女教母”之称的天娱老总龙丹妮一个电電话找到范立欣时，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而范立欣在与龙丹妮的第一次见面时也强调了自己的需求：“第一，为这种‘十年选秀’著书立说我没兴興趣，我只希望对准一次选秀、具体到每个个体；第二，我对做什么电電视纪录片也没兴趣，要做就做电影。第三，投资不需要太多，封顶不到2000万。”关于制作电影的想法，湖南卫视和天娱不是没考虑过，只是09年那部由张杰、陈楚生等快男参演的电影《乐火男孩》仅仅收获250万票房的先例，或许是他们当时的顾虑。

好在内地电影市场已然今非昔比，在二人见面后仅僅仅一周，《我就是我》作为电影立项了。就这样，范立欣的作品从当當年那个看湖南卫视的打工女孩转到了湖南卫视本身。

“虽然这是一个迎合主流粉丝群体的纪录片，但我仍要在其中注入自己对社会学學的关注、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关注、对体制的关注。”起初，范立欣还对这个题材雄心勃勃：“我希望以中国选秀隐喻中国民主。记得当时李宇春他们掀起的全民投票热潮吗？那是中国的百姓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投票器选出自己心仪的公众人物，这就是萌芽。我还想通过《我就是我》去展现个体与体制的关系，如果说秀场就像一台机器，那它一定有它的运行规则。你看那些选手在赛前一字排开接受训话的场景，它就像一个大人物在宣布他的规矩：到最后，最守规矩的留下，不规矩的离开，这就是体制。”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最当初的《我就是我》，是一部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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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范立欣带着他庞大的摄制团队分组分线的捕捉每一个有故事的海选选手：他们前往东莞，找到了一个在“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机修工人，跟着他从厂区上路；他们也前往了曾经的灾区玉树，找到了至今仍住在帐篷中的灾民，跟着他从青海上路；他们甚至去了监狱，找到了一个在监狱中给亡父写寫歌的刑事犯，在他拿到监狱特批其参加选秀的“假释批准”后，跟着他从监狱上路……范立欣拍了一群底层的“上路者”，描述他们如梦想的洪流，带着自己的故事集结到这台造星机器前——《我就是我》几乎要成为又一组震撼人心的“归途列车”。

然而随着选秀的展开，这台机器的运行规则并没有按照范立欣的设想进行。这些底层的“上路者”在海选阶段被一个个的淘汰出局了，而一群没那么多沧桑经历但样貌俊朗的“优质偶像”苗子却逐渐被“机器”留了下来來。这些留下的“苗子”逐步形成了明星气氣象，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汇集到他们身旁。这时，留给范立欣的创作之路有两条：要么，继续聚焦于那些被体制淘汰的底层人士，正如大多数名垂影史的纪录片所做的事一样——“为边缘存在立尊严”。要么，将镜头转轉向那些偶像们，根据最后的冠军结果而倒推回海选，重新剪辑出几位偶像的晋级道路——这听上去几乎是两部截然不同的电影。 

《我就是我》试試映会时疯狂的粉丝们

时间暂时来到今年的6月19日，这是《我就是我》举行首场大规模试映会會的日期。几群穿着统一服装、带着统一灯牌的粉丝团体聚集在上海市大光明剧院的门口，将并不宽阔的南京西路围的水泄不通。紧接着，一幕幕近年来熟悉的粉丝会场景又出现了：炒到2000元一张的入场券、佯装记者却被片方识破的粉丝、因保安阻拦躺在地上打滚的闹事者——这些图圖景组成了这场试映会的序曲。而在《我就是我》的主角“快男六强”正式登台时，现场出现了这样一幕：所有人都将此前凌乱的叫喊口号统一了起来，大声高呼：“我们是谁？全国六强！”“我们是谁？全国六强！”这一口号开始重复无数遍，近五分钟的时间，巨大的声浪在剧院里形成，震耳欲聋，大家整齐齊划一、挥臂高呼……而这些呐喊的人群，其实就是后来《我就是我》的“出品方”之一。

众筹网站截图

点击进入：导演范立欣谈《我就是我》：要让观众看到蜕变的过程

几乎是在范立欣遭遇创作的“二选一”困境的同时，《我就是我》在资金方面也开始出现超支的情况況。范立欣自己找来了200万元投资还是杯水车薪，而湖南卫视则表示“预算只有这么多”。此时，一家众筹网站看中了这个项目，他们给出的方案是：以网站做平台，在网上向那些快男粉丝集资500万。作为回报，粉丝可以在影片上映后获得等值的首映式门票及影票。这种行为可被看做是一种“预售票房”，尽管它在国内还鲜有成功先例。不过这一次，《我就是我》本来预备“20天集资500万”的众筹籌目标，仅仅用时24个小时便达成了。这些快男粉丝极其高涨的热情和愿意付出的金额震惊了所有人。项目超支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天娱和湖南卫衛视不可能不为之所动，何况从法理上讲，此时的粉丝已经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了。

尽管范立欣否认了他因粉丝集资而改变创作的论断，但他并没否认自己最终的那个选择：“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燃烧羽毛’吧，中国市场现在就这个样子，我不燃烧自己的羽毛、不做这个选择，就无法占领主流院线……我承认这是妥协，向市场妥协。” 此时，《我就是我》开始像商业片那样进進行包装与宣传了：影片的英文名改成了网络用语“NO ZUO NO DIE”，片尾曲则选择和快男没有任何关系的“TFBoys组合”演唱，影片也在公开宣传傳时开始回避“纪录片”一词而强调这是一部“真实电影”。当记者向范立欣求证这這个概念是否延续了让-鲁什、怀斯曼等人的“真实电影”创作特点时，导演摆了摆手：“你说的那只是个纪录片领域的学學术概念，我们的‘真实电影’更广义，是个市场概念，尤其针对中国市场。”

而即便范立欣认定了这样的“妥协”道路，在具体的操作上也并非世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很快发现，这些最终的“快男六强”其实在海选阶段并没什么丰富的故事，他必须加进一些其他的元素或素材避免可能发生的结构凌乱。“开头十几分钟确实有些散，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把前面那些底层人士的素材加进来，但我一想，如果我加进進去个东莞工人或刑事犯的角色进去，这些（快男六强）的粉丝们会觉覺得莫名其妙的，他们会问：你在干吗？这几个是谁？而这些粉丝又是我这片子的核心观众。”几经考虑慮，范立欣选择了补拍几个“快男六强”的镜头。这也是后来被人指责为“摆拍”的几个段落：在阳光沙滩的环境下，几位“快男”骑单车、玩沙丘……

不过从那场试映会會的反馈来看，这些“小出品人”并不在乎什么摆拍，他们始终沉浸在偶像的一笑一颦中：每一个耍酷、每一次卖萌，都会瞬间在现场掀起欢呼。其中，产生分贝最大的画面就是这這组补拍镜头里“快男骑车”，而粉丝们之所以尖叫，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完成了“双手不扶把”的动作。

“哦，是吗？那我应该去看看。”当我把试映场粉丝的热情场面告诉范立欣时，他耸耸肩，表情才露出了一点放松。“你知道吗，我们本来有机会大卖的，当初《爸爸去哪儿》的春节档是留给我的，结果我的剪辑师不行，才拖到了现在……”谈談到如今的市场反应，范立欣还是出现了一丝隐忧：“现現在麻烦了，因为《爸爸》大卖，所有人的胃口都被吊得特别高，大家都等着看这部电影会卖到多少亿……”

而在7月25日影片的首映日排片表上，《我就是我》的排片比率并不到4%。在行家看来，这几乎已在市场上宣判了一部电影的死刑。范立欣试图依靠纪录片占领主流院线的目标，恐怕还要推后一会儿。

这让记者想起范範立欣讲的那个东莞男孩的故事。他说，在男孩海选失败后，摄制组其实也跟他回到了东莞。男孩重新拿起了工具，走进厂房。在巨大的车車间里，他还是唱起了歌，机器巨大的轰鸣声其实把他的歌声淹没掉了，没人听清他在唱什么，然后镜头越拉越远、越拉越远…… 

（张海律亦对本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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