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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引发大讨论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之后，著名作家余华首度将自己10年来的杂文结集成书《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此次将笔端从文学深入社会，“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即兴写的，不是深谋远虑的，这就是我的写作，从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然后再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文章来自生活写得即兴，采访中余华也聊得很接地气，拿着苹果手机的他坦言：“有了智能手机，我用电脑看新闻的时间大大减少。不过我的朋友圈没什么意思，因为平常跟我有交流的朋友都不上朋友圈，朋友圈里的都是扫一扫加上的，发的都是吃喝玩乐。我现在都不看也不回。”
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韩国电影《许三观卖血记》由韩国明星河正宇自导自演，刚刚在韩国公映，韩国媒体报道余华对电影各种称赞，没想到余华却说韩国媒体不靠谱：“电影我没看过，也没去韩国看他们拍摄，对这部电影一点也不了解。韩国媒体也挺不靠谱的，说我评价这部电影怎么怎么好，可是我连剧本都没看过，更不要说别的。他们还说我看过河正宇所有的电影，其实我就看过《黄海》《追击者》两部，不过说实话，看过这两部也等于看过他全部的电影，他不可能演成另外一个人。”对于这部把自己的小说故事嫁接到韩国的电影，余华坦言没有好奇心，“当年《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改编成话剧，把韩国话剧最大的3个大奖都拿了，后来他们还改编了《活着》。他们请我去看，我说我又听聽不懂就没去。日本也把《兄弟》改编成了话剧，我也没去看，一样都听不懂”。不过孟京辉改编的话剧《活着》，余华去看了，“孟京辉輝做得挺成功的”。
对于小说和散文余华没有特别偏爱，“随笔有随笔的好处，可以更直接地去写；小说有小说的好处，能够表达更多的感受和情感。小说写多了就写写随笔，随笔写多了就想写小说换换口味。作家的责任就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写作本身就是为了寻找答案”。从早期充满血腥和暴力的短篇小说到现在，有评论认为作品越来越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这种转变變来自漂亮和妻子和可爱的儿子。说起儿子余海果，余华笑道：“他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现在在读的都是比较厚重的小说，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品。他几乎看过我全部的作品，他会看完我某部作品后跟我谈他的感受，有一些早期的东西我自己都忘了。我们們能进行很好的交流。”余海果也正在着手拍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不过余华表示不方便透露进度和具体事宜，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
虽然已经是中国文坛响当当的人物，作品也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但是余华却觉得“出书太难了”：“现在我们一年大约出版三四十万种书，书太多了，书出版后被人注意到很不容易，所以只要作品能出版，我就觉得非常满意了。”回想当年一边邊做牙医一边写作的时光，余华十分感慨：“几乎全是退稿信，那时候我父亲经常嘲笑我，因为邮递员懒得敲门进院子，每次把信从外面扔进来，我父亲只要听到很响的一声就知道是我的退稿信。”让余华有出名的感觉是在1988年，“突然收到三四封约稿信，我给父亲看，他问什么意思，我说我出名了，以后你再也听不到很响的声音了”。
回顾10年来的文章，余华坦言自己的视角也在变，“肯定是会变的，就跟现在开始看国足一样。我多少年都不看国足了，谁也没想到这次赢了3场，现在大家对踢澳大利亚也开始有点想法了吧，原来对踢沙特都没想法呢。我对现实的看法也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细节到全部，这样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余华还讲起了自己当年和莫言、刘震云、史铁生、马原、洪峰等文坛好友踢球的趣事，“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我们这些踢足球的只有洪峰具有球星气质，无论球技还是体力都令我们十分钦佩。我记得有一次莫言客串守门员，我将球踢在他的肚子上，他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很长时時间。后来我们再踢球，只要一开球莫言就跑了”。1990年世界杯期间，余华和刘震云、史铁生、莫言等受马原之邀去沈阳给辽宁文学學院的学生讲课，“上完课踢球，我们踢不过学生，就让原本当啦啦队隊的史铁生当守门员，把坐着轮椅的史铁生往那儿一放，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
新报记者 仇宇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