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外打拼的中国商人，是中国新一代冒险家。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他们经商的酸甜苦辣，造就了波荡起伏的人生，留下了一些可以品味的故事。他们中，多是大财经背景下的小人物，有些人离第一桶金还很远，有些人甚至惨败而归，但他们是中国梦的实践者，是中国商人“出海经”的书写者。
《国际金融报》推出“出海经”系列报道，就是在世界版图里，寻找中国商人，跟踪其海外创业的心路经历，介绍各国商业文化、投资特点，方便后来者更快融入。我们也想告诉世界，他们也许失败了，但他们来过，拼搏过，梦想过。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创业，就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底的绝望。
王羽佳，“85后”，生于北京，目前在西班牙开影视传播公司，按其表述，是“西班牙中国电影展策划领域的第一个淘金人”，正在“干别人没干过的事”，谈及未来，他希望公司能成为“中国人在西班牙不是只会开饭馆”的最佳注解。
之所以搞影视传播，缘于一位叫小薇的女孩。
在国内读本科时，王羽佳兼职过保安之类的工作，西班牙留学期间，“搬运工、卖酒、卖电话卡”等活没少干。遇到小薇后，“渐渐意识到，不能再干那些‘低级’的工作了”，因缘际会，决定在西班牙传播中国电影。
“我希望清清楚楚，不要让别人觉得我在忽悠。”公司成立以来，王羽佳往来于中、西两地，与政府、商界、媒体打交道，挫折不少，“最大的问题是，在国内和投资方谈合作时，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常听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啊？”
在小薇看来，王羽佳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王羽佳却否认这个观点，“我不做雷锋”。王羽佳说，之所以决定搞影视传播，也是想借助中国政府特别支持文化产业的大势，“把政府比作一只大鸟的话，我就想做它身上的一根羽毛——但是要带色彩的！”
认识小薇
“渐渐意识到，不能再干那些‘低级’的工作了”
一件白色T恤、浅蓝色中裤、球鞋，1987年出生的的王羽佳和许多北京男孩一样，看起来粗枝大叶，痞，“打小就不是一个老实人”。
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附近一家西餐馆接受采访时，王羽佳喝完一口冰摩卡，一口气说出一大串读大学时干过的兼职，“开过小公共、做过导演、卖过平安保险、做过世界500强的保安”。他说，做保安那会儿，每个月4000多元，在大学同学中算是尖儿，但他不满足。
本科毕业后，家人本打算给一笔钱让他买车。“车没啥意思，不如出国开眼界”，王羽佳孤身一人到西班牙留学。
留学期间，王羽佳做搬运工、卖酒、卖电话卡，“什么工作都体验一下，当玩儿”。
没多久，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小薇（化名），一个喜欢电影的成都女孩。他说，女朋友改变了他很多。
“从认识她开始，我渐渐意识到，不能再干那些‘低级’的工作了。”王羽佳说，“我想和她一起，踏踏实实干点事儿。”
一次，小薇的朋友、北京新原野娱乐传媒有限公司的企宣专员孙小姐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在西班牙推广北京电影制片厂彝族导演贾萨杨万的新片《支格阿鲁》。孙小姐希望，这部电影能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10天行程内，跨三个国家，完成一次‘电影节巡回展’。”
王羽佳没看过这部片子，但他对做电影展“没有抵触情绪”。身为资深影迷的他，阅片量有好几千，“连艺术学院的学生都赶不上”。投身电影产业，他有兴趣。
更重要的是，行业发展的空间很大。
一方面，王羽佳发现近年来国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有一次，他和小薇回北京想看《茶馆》，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如果现在中国政府扶持的是钢铁产业，那我铁定不会做电影。”王羽佳说，“把政府比作一只大鸟的话，我就想做它身上的一根羽毛——但是要带色彩的！”
另一方面，王羽佳认为，中国电影在西方交流、拓展的平台也越来越大。他参加了伦敦的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觉得万像的商业模式在西班牙也是“可以模拟的”。
这么一琢磨，他下了决心——干吧。
王羽佳和小薇共同出资，用3010欧元在马德里注册了一家“芳汀大象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王羽佳说，“芳汀”是《悲惨世界》的角色，小薇喜欢这个名字，而自己喜欢大象，就给搭在一块。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影展、海外版权经营与合拍片。
“在西班牙当中国电影中介的，据我所知就我一个。起初，朋友基本都不支持我，父母泼冷水。”接受采访时，王羽佳喝咖啡，一杯接一杯，谈起自己的电影事业，他说，“现在他们都改变了态度，主要是自己够决心”。
初次办辦展
深感“戴着镣铐跳舞”的痛苦，小环节不够完美，但是“自己给自己打满滿分”
第一次创业，又是干幹的不数悉的行当，困难可想而知。
创业初期，能省就省。办公室租在家里，办公用品从宜家购买，有些“私人用品”，像iＰad，也充进去，算公司固定资产，“早上7∶30起床，到楼下喝杯咖啡、早餐，8点上班，上午处理邮件和视频，中午出门约见客户，下午5点下班”。
王羽佳说，这這套流程雷打不动。“办公室就在卧室旁边，但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上班时间绝不回卧室，下班后也绝不进办公室。”
虽说是先有项目，后成立的公司，但运作《支格阿鲁》很费周折。王羽佳将影片上报给西班牙圣巴斯蒂安电影节、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和巴伦西亚电影节，均没有入围。无奈之下，王羽佳与资方商量，将电影节巡回展改为在西班牙的点映展。
哪里裏点映？宣传能否到位？能拉到赞助商吗？这些事都需要王羽佳打起精神，一一对付。
媒体宣传怎么办？小薇说，他们交了好运，遇到一个在当地拥有丰富媒体资源的朋友，让点映会上了当地媒体的头条。
这个朋友名叫加洛斯，是个中国迷。据王羽佳描述，他们的相逢挺传奇，一次足球赛胜利后，身为西班牙球迷的他和小薇两个到马德里街头狂欢。在马德里的胜利女神广场，他们在人群里撞见了同样带着女朋友狂欢的加洛斯。
“当时我们都光着身子在街上跑。他看见我们就问問：‘你们是中国人吗？’我说：‘是！’接着我们几个跑到酒吧里喝了一通，大家都喝多了。第二天清醒过来，赶紧互加了脸书（Facebook）”，王羽佳发现加洛斯是个记者。
不久，两人在一个破烂的小酒吧里碰头。王羽佳向加洛斯抛出橄榄枝，请他帮忙联络西班牙媒体。加洛斯说到做到，联络了包括埃菲社在内的十几家媒体，参加点映会。之后，在王羽佳的“游说”下，加洛斯成了他的合伙人之一。
有了地点和媒体，王羽佳着手联络赞助商。谈了一家做红酒的华商，对方虽然对赞助电電影展很感兴趣，但时间太紧，计划搁浅。又奔走了好几家，最后只有一家车行愿意赞助两辆超跑。
王羽佳对赞助商的稀少并不泄气，“一方面我的时间太紧，失败是情理之中；二来，在这个阶段，建立关系比真正拿到赞助更加重要。未来有合作的时候，我就能更加得心应手了。”
《支格阿鲁》的点映会顺利举行。“制片方工作人员和演员按我的要求，都穿上了彝彜族的服装。十几家西班牙和华人媒体长枪短炮地候着。下车、拍照、点映会、媒体Q&A，导演和制片人后来告诉我，他们对星光度的渲染非常满意。”
当然，有一些小环节節不够完美。比如，因为对媒体到访的人数严重低估，王羽佳不能把宾賓客一次性载到餐会地点，“后来他们就自个来。打的、坐地铁、怎么麽来的都有。”
不过，初次上阵的王羽佳也深感“戴着镣铐跳舞”的痛苦：时间少、钱少、商业点难找、倍儿吃力。他说，点映会活动结束，将剧组送上飞机之后，他感觉卸下了千斤担擔子。
“这次项目的运作，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从无到有，事情只要去做就会有转机，”王羽佳说，“当然，我会會吸取经验，这次的瑕疵，下次绝不会出现”，“如果让我打分，我给給自己打满分”。
人脉之困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在国内和投资方谈合作时，他们不信任我们。我最常听聽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啊”
让小薇和王羽佳比较惋惜的一个项目，是他们与国内某个一线線旅游城市合作的电影节计划。
据小薇介绍，国國内某城市电影节计划在西班牙举办一个小型电影展，并专门为电影节節策划一个西班牙-中国合拍片计划。邀请3位著名的西班牙导演来电電影展的中国分场取景，分别拍摄一部15分钟短片，并为其中一位导導演在该城市的电影城／剧场或露天进行为期3天的大师回顾展，该城市的市政府为投资方。影片作为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中间插播半分钟鍾左右的市政府贴片广告。
这个项目的契机，也是源于一个西班牙朋友。“他叫贾罗，我叫他老贾。”王羽佳说，“有次他给我搭个便车，我们就这样‘搭’上了。后来读他的博客，他认识不少西班牙当地的电影人，包括世界级导演和影星。”
老贾热心地为王羽佳牵线搭桥了10位西班牙导演的经經纪人。王羽佳拿着策划文案一一找他们谈，虽然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語，但说得不够顺溜，还是能把该说明白的说明白。
王羽佳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老贾介绍的导演包括佩德罗·阿莫多瓦等国际上知名的“大咖”。他和小薇按照知名度、影片质量等条件筛选出３位导演，分别是阿莫多瓦、亚历桑德罗·阿曼巴和阿莱克斯·伊格莱希亚。其中，阿曼巴对来丽江拍摄尤其感兴趣，他的经纪人还和王羽佳一同商议出了详细的来华拍摄方案。
小薇负责国内的媒体联络工作，请到一些国内媒体人和电影人，通过新媒体等方式宣传电影展。同时，还联络到一些网络平台，如优酷网，进行独家转播。
最终，这个项目未通过市政府的审批。为合拍片计划奔走了数月的小薇不免感到有些沮丧，王羽佳心态却不错。他说，拍片计划的流产甚至在“意料之中”，“虽然失败，但这层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未来如果有更好的项目，我想我们比别人有更多的胜算”。
“我之前就想到，凭借我们几个的力量，要和政府谈合作，不那么容易。但是，在和政府谈的过程中，他们多次告诉我们，策划很不错，很吸引人。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不少建议。”王羽佳说。
为了帮助男友，回到北京的小薇选择了一家青年电影展公司工作，“搭搭人脉”。有时，小薇会为工作中的挫折感到迷茫。王羽佳也同样樣如此。
“现在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在国内和投资方谈合作时，他们不信任我们。我最常听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啊？”王羽佳无奈地说，“不过也没什么，慢慢来吧。目前这个個阶段，我就是要建立起人脉。我相信随着时间过去，信任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生意门路
“我要让人家知道我的东西不是廉价的。我会明明白白把盈利比率告诉投资方和制片方”
采访结束后，小薇在北京十里铺的一家饺子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她觉得王羽佳“有点理想主义”。但王羽佳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特别看重赚钱的部分。这是因为在他身边，有好些反例。
“我有一个做足球经济的哥们，做了7年，6年不赚钱。”他说：“我不像他，我不做雷锋。”
从阿鲁的项目开始，他就严格设置了自己的盈利比率：30%-40%。他知道对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对高的利润百分比，但他说，需要给投资人一个讯息，让他们知道芳汀大象的产品不是廉价货。
“我会明明白白把盈利比率告诉投资方和制片方。”他说說，“在这个圈内，有太多人打小算盘，所以别人容易怀疑。我希望清清楚楚，不要让别人觉得我在忽悠。”
目前，他和小薇正在为今年年底的大师回顾展奔走。他希望将一位知名中国國电影人和他的电影带去西班牙，进行为期3天的展映。王羽佳希望这這个人是姜文。
请姜文去西班牙听上去有点大动動干戈，王羽佳却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电影界大咖出席欧洲电影节/电影展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两年前，冯小刚就为配合《一九四二》的宣传参加了罗马电影节的首映，伦敦万像电影节上的中国电影人身影更是络绎不绝，“在欧洲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像他这样的电影中介实在太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自己感到前途是光明的”。
为了借鉴他人经验，他特意参加各种欧洲电影节，并且格外注意它们的商业点。“我会特别留意有哪些品牌植入、电影节的流程环节、媒体报道安排等等。”王羽佳说，“我觉得大多数商业点在西班牙是可以复制的。”
如今，他已经經为大师回顾展联络好了了两家西班牙广告商。一是著名啤酒品牌Mahou。二是汽车品牌西雅特。它们基本都愿意以实物加金钱的方式资助电影展。在国内，他也加紧步伐，与国航、蒙牛、海尔等品牌的洽谈正在进行中。
“目前这个阶段，我主要依靠的还是广告商的资助。”王羽佳说，“我也发觉要广告商直接掏钱錢，不是特别容易。但这情况在好转中。如果媒体的曝光量够高，项目的创意够刺激，拉广告就容易。这两点对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王羽佳说，他手头也有其他的院线资源做备用，但“还是想把它（艺术院线）拿下来”。
小薇说，王羽佳的“轴”一方面让她头疼，一方面让她觉得很有魅力。
王羽佳却认为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西班牙的华商很多，说来说去，不是餐饮就是大宗货物。我不想干别人干过的事情。我想让人知道，中国人在西班牙创业，不是只会开饭馆”，“我不怕失败。如果我做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然后再找你。”
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2015年公司会涉足更多影视版权购买方面的生意，将西班牙动画片和电视剧劇引进中国，“这样公司的收入能更加多元化”。
（责任 邵希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