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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燕京
我很清楚，当死亡之斧
将我砍倒，
天空就会倒塌。
———希梅内斯 《我很清楚，我是树干》
1956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因为“他的西班牙语抒情诗成为高度精神和纯粹艺术的最佳典范”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之前，希梅内斯曾牵着那头名叫“普拉特罗”的小毛驴，唱着“悲哀的咏叹调”，走进过中国。而现在，这位伟大的西班牙歌者，就要以安达卢西亚谣曲的节奏，为我们倾诉一些、讲述一些“生与死的故事”，就像冬日黄昏的阳光，带着一点儿忧郁的温暖。
“生与死”是个大问题，希梅内斯用一篇篇小品文讲得不紧不慢，却也如火如荼，一股股沉潜的热情被覆上一层淡淡的悲伤的薄纱。或者，在死亡冷漠的脸上，落满了来自人世间的“珍贵的尘土”，如同一股充满乡愁的烟火气轻轻飘过某个开花的墓地。而在希梅内斯的笔下，就有那么一种“死亡的辩证法”，死亡越过了生命的边界，生是如此美好，而死也不必那么悲伤。《生与死的故事》一书有几首开篇的序诗：
他死了。但不要为他而哭！
难道四月不是每年都回来，
裸露着，开着花，在它的
白马上唱歌？
他的重量还是固定的：
一个数目在泥土中，
一个数目在天空中。
———《死》
你没有离开。只不过以前，身体与灵魂结合，你在世界之中移动。但是现在（你没有离开），身体与灵魂隔得那么远，世界在你之间移动動。
———《死去的女人》
希梅内斯似乎有一道穿越生与死的目光，在他的眼睛里，生与死的界限，就是身体与灵魂相隔多远。生就是“身体与灵魂结合”，死就是“身体与灵魂相隔得那么远”，只不过一个在泥土中，一个在天空中。然而“重量还是固定的”，“你没有离开”，在每年的四月你都会回来。
希梅内斯的确是以一种超脱的眼光看待死亡，就像他描写精神病院里的老人：“他们似乎在等待某一个個下午，在午餐时间或抽烟时间，有一辆比现在这一辆更可怜的柩车，不是驶过去，后面扬起空气和灰尘，而就是停在铁门旁。然后，喝醉酒的司机在驾驶座上，会对他们叫着说：‘你！不是你！是你！’”（《精神病院》）死神以一个喝醉的司机的嘴来对行将逝去的老人挨个点名，这与其说是超脱，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揶揄，既是一种種机智的修辞，或许还有一种来自希梅内斯自身的将心比心的悲凉，因为在生与死之间，“没有什么，只是那种东西，时间”（《时间》）。
《生与死的故事》 的第一部分被称为“金色年代（有关孩童的故事）”，但是第一篇作品却写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小女孩那已经没有生命的头就像“没有太阳的墙”，有无止境的寒冷，尽管作者痛苦地埋怨上帝：“孩童死去！人以他的思想能够忍受痛苦，但是，一个生病的孩童只有痛苦，全是痛苦，一种没有止境的白色创伤。”但是，希梅内斯仍然在想象，在小女孩下葬的那天夜里，她会“睡在孩童的天堂里”（《死去的小女孩》）。希梅内斯并非不知道死亡带来的痛苦，也不是将死亡美化，只是愿从死亡的寒冷里得到一股生命的温暖，就像那个希望奄奄一息的白蝴蝶能够“快乐地死去”的小女孩，在拯救蝴蝶之后会有一个关于自身的救赎，会相信生命里有一种“无法用嘴说出的”奇迹（《华露希亚与玛丽琳》）。
虽然是“金色年代”，却也有“灰色童年”，在某条阴冷的湿漉漉的小镇街道上，有卖报的小男孩，也有“卖香蕉的年轻女孩”：“她在雨中溅着水滴，因为下雨，她在闪闪发亮的人行道上低着头，好像包在一个象征忧伤的漏斗之中。”（《卖香蕉的年轻女孩》）“生与死的故事”里永远有着两个世界，既是一个“清明的三月午后”（《华露希亚与玛丽琳》），也终会来临“引进十二月的那些先行的秋夜”（《圣诞节从吉柔拿来的人》），但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像一束忧郁的阳光，来自灰、蓝的天空。
所以，希梅内斯是那种会在吹着冷风的日子里讲一个温暖的故事的人。他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小偷，一个酒鬼，一个罪犯，以及一个人所能想象的一切”，这个人大声地哭着，无法用双脚站立，“因为他的姐姐死了”，而“姐姐”“听起来像是早晨的名字”（《姐姐》），希梅内斯就是在呼唤“那个使得这个男人变好的姐姐”的人，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像一朵云就是一朵云”（《没有名字》）。
在《生与死的故事》中，一篇篇隽永的散文诗和小品文大都有着这种“抒情的辩证法”，“黑跟白是一样的，两种颜色，一种跟另一种一样好”（《蓝童马克斯》），生死往往相随，冷暖常常交织。而在另外一些篇目里，希梅内斯却不动声色地隐喻一点自己的写作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元写作”。
《生与死的故事》的第三部分名为“所谓长故事”，但是事实上，这一部分的每一篇都是短短一二百字的小品文。小，却卻五脏俱全；短，但是四两拨千斤。正如希梅内斯的大声疾呼：“（哪一天）整本书会缩小到像一只蚂蚁的手那样，因为一个观念就可能把这本书加大，把它变成宇宙！”（《所谓长故事》）这不啻为作者的写作宣言。而作为诗人的希梅内斯对此也会做出诗意的表达：“在一处被亮光照得一望无垠的田野上，一片落下的枯叶从滑动的阳光身上取得了波动又平和的大海所拥有的银色光辉。”（《枯叶的笔记》）
希梅内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位瑞典记者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是那些像阳关照耀一样朴实无华地产生的诗人之一，是一个偶然而朴素地产生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天赋才华的诗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诗人何时诞生。我们只知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我们看见他，听见他，恰如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朵花。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而希梅内斯是这样定位自己的：“我的心灵不断记录着生命中所有美丽的事物，以便我可能把这些美丽的事物告诉你，而你也可能听到它们。”（《最好的记录》）
没错，我们“听到它们”了，因为爲《生与死的故事》就是一份“最好的记录”，我们庆幸有这样一位最好的记录者，我们既会听到“没有止境的白色创伤”，也会看到“宇宙是一个完整的蓝色日子”，抒情的辩证法则里，“生与死的故事”将会永远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