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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晚，久未露面的张艺谋在北京接受采访。提起恩师吴天明的突然辞世，他难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太可惜了，以他的身体，怎么也应该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
慧眼识珠强调体验生活
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都谈了些什么？
张艺谋：大概是去年八九月份吧，他找我谈一个合作的事儿，一起吃的饭，还有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谈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们时常见面。
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张艺谋：第一次是1984年，我和陈凯歌、何群拍《黄土地》，到陕西选景，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广西厂，钱很少，车还坏了。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也在绥德拍戏的吴天明，当时他正在拍《人生》，见到我们特别热情，很豪爽，说“年轻人不容易，拨一辆车，开回去，跑陕北”，连汽油都帮我们出了。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对人热情真诚，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当时就有传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厂厂长的人选，大家对他充满期待。
记者：当年拍电影《老井》时，他是怎么想到让您来演男主角的？
张艺谋：我原来是担任《老井》的摄影师，和西影厂的陈万才搭档。当时《黄土地》刚拍完，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我被借调到西影厂“新老搭配”。选演员“孙旺泉”的时候，我带帶一个组全国选人，结果选不到合适的，最后说让我试一下，我当时都震惊了，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紧接着就到山西体验生活，前期三到五个月，要求打磨得像个农民。因为他师从导演崔嵬，讲究“从生活中来”。那时太行山那个村子里没有水，3个多月不能洗澡，条件非常艰苦。后来我从山西到北京找莫言谈《红高粱》，莫言说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
将情感全倾注到胶片上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西影厂，以及正当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
张艺谋：“头儿”是1986年任厂长，当了6年。我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盜马贼》都是在他任上拍的。他的主政风格是：雷厉风行，淳朴真诚，是个干事业的人，而且是内行，特别爱护创作人员，把创作人员放在第一位。他把我爱人(前妻)从外地调到西影厂，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记者：您对他的电影风格怎么看？
张艺藝谋：他的风格很像台湾的侯孝贤，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种从土地而来的质朴。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也许从技术、技法、观念上说他们可能落伍了，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師级的，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东西，但他不追求华丽的、形式感的东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是一种返璞归真。
记者：他的电影风格是否也影响到您的电影风格？
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要好看，各种手段，都拍花了。他的那种执着、凝重、朴素的叙述特别可贵。我和他都是陕西人，我的电影里爱愛用陕西老三色——黑白红，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的纯粹使他无無法通融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说到中国电電影史，八十年代那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一是因为爲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會。拍《红高粱》时，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我都急死了，他悄悄把钱给我，说拿去赶紧种，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
记者：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态上有哪些变化？他晚年的生活和经經济状况如何？
张艺谋：能感觉到他晚年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现在东西都贵，他也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电影基金会、办电影学院，很多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壮志未酬啊。
记者：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電影？您对商业电影怎么看？
张艺谋：他想，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这一代做不来，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怀，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回忆起来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过去我们曾说推翻第四代、把他们拍到沙滩上，蔑视第三代。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