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方言电影渐成中国电影市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从《疯狂的石头》中的重庆话、《江城夏日》中的武汉话，到《唐山大地震》中的唐山话、《一九四二》中的河南话，再到近日热映的《山河故人》中的山西话、《老炮儿》中的老北京话，电影中的方言让观众领略到种种魅力。对于方言电影，业界尚无明确定义，但基本共识是“方言电影必须使用某一种方言作为电影的主要语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民间生活的生动表现形式，保存于方言之中的汉语多样性往往与乡土文化、乡愁情结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城市化快速发發展的今天，一些方言的社会功能逐渐减弱，使用者越来越少，个别方言甚至濒危。因此，方言与电影的碰撞，一方面能借助影像形式保存部分方言资料，体现方言电影的“活化石”意义；同时，电影的传播效应或许能改变部分人“说方言土”的态度。
从电影的发展来看，电影镜头越来越关注小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方言作为承载乡土文化、地域特色，且具有鲜活感、亲近感的表达方式和交际工具，若作为电影的叙事语言出现，无疑会为电影表现内容的生活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故事述说的亲切化提供更为鲜活的元素，体现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趣味，烘托出更多文字与画面背后的历史环環境，折射影片所反映的特定地域的深度文化。因此可以说，方言与电電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激活”。
从长远看，方言可以成为方言电影的“卖点”，也可能会因特定的语言词汇而限制电影的受众群。笔者认为，一部方言电影是否叫座，方言只是一种手段、工具，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电影本身的质量，其文本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对社会环境的表现和对人物性格的“着墨”，才是更重要的。
（责任 邵希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