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方励的真情一跪，打动了院线经理和众多影迷，使原本不受关注的《百鸟朝凤》排片量及票房直线上升，被业内人士视为艺术片对商业片的一次完美逆袭。对于方励和走进影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他此次义举的人们，我深表敬意，我相信他们都是出于对中国艺术电影发自内心的热爱，然而对于这一事件能够对电影业产生怎样以及多大的效果，我却颇有怀疑。
近日来此事在网络上看似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影响基本限于影视及文化娱乐业这个小圈子，至多再加上一些文化层次较高、比较有艺术追求的资深影迷或文艺青年。至于与此行业完全无关、对看电影并无太多要求、只是将其视为一种休闲娱乐项目的普通观众，则并未对此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起码在我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朋友里，就很少有人转发这一消息，更别说表明立场、坚定支持的了。而事实上，后者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中国电影发展方向、也是方励他们这些电影人更应该去争取的力量。
诚然，目前中国电影观众的主体大致是业界所说的小镇青年级别，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确实没那么高，像电影这样的艺术作品也的确应该担负起教化和引导的社会责任。可即便是教化和引导也要讲求方式方法，春风化雨般的浸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仅靠生硬的呼吁和要求，“快来看我啊，我有情怀啊”，这样是不行的。试问你的作品再有情怀、再有意义，如果根本不能吸引人们看下去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呢？
再者说，观众的品位可能是与专业人士的期待相去甚远，但他们也并非全无鉴赏能力，对于艺术術性、思想性兼具的电影，他们也是欢迎的。以同样被归为艺术片导演的管虎为例，曾经他的《杀生》也遭遇过口碑上佳而票房惨败的经历曆，而和《杀生》一样带有浓烈情怀和时代反思的《老炮儿》却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能有这样的逆转，就是因为管虎终于回归了对戏戲剧性的追求，他已经意识到要先把故事讲好，你所想传递的思想才能有所依附。反观《百鸟朝凤》及贾樟柯、王小帅等国内艺术片大导的作品，则普遍有着主题先行、表达生硬、叙事拖沓沉闷、表现手法陈陳旧、摄影画面粗糙不讲究的特点，说是艺术片，在艺术性上其实乏善可陈，我看不如叫它情怀片更合适。
不知道从從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界有了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认知：有情怀、小成本的就叫艺术片，主打大明星和大场面、以观赏性为目标的就是商业片。如果你认定只有《何以笙箫默》、《小时代》这类纯为吸引眼球、基本无情怀和内涵可言的才算商业片，那么上述观点还说得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像《盗梦空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美人鱼》乃至《疯狂动物城》这样内容精彩又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的名导明星大制作电影，它们也算是商业片，可是它们有没有情怀？不仅有，而且还非常有呢！所以说，艺术与商业、情怀与观赏性并不一定要那么壁垒分明。
当然，有的电影人可能会反驳称：我们从没有这么划分过艺术片和商业片，我们说的艺术片是那种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以及实验性、探索性的影片，即一般所说說的“作者电影”。好吧，如果你为之鼓呼的是这样的艺术片，那我就不明白你的鼓呼意义何在了。因为像这一类的电影，通常只是导演满滿足自我挑战欲望的炫技之作，如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那明显就不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它瞄准的对象只是专业人士和少数數高端影迷。让商业院线和社会大众支持此类电影，基本属于鸡同鸭讲講，欧美国家对这种艺术片和艺术院线的扶持也只是为了顺应文化市场場日趋分众化、多元化的趋势，它发展得再好，对于一国电影产业整体體水平的提高也起不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更何况況，就算是完全为了自我而创作、个人化风格极其突出的艺术作品，也不代表它就不能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譬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为教堂绘制的命题作文，自然要符合于大众审美和普遍的欣赏水平，而梵高的《星空》在创作时就没有考虑他人能不能接受，只隻是作者本人心灵的写照与释放，却与前者一样能够让看到它的人感受到美，感受到震撼，即便观者不懂绘画，毫无艺术修养。这既是因为爲作者的情怀包容性之大足以引发所有人的共鸣，也是因为他的艺术创創造力之高妙才能让作品具有如此非凡的感染力。
说回到如今的中国电影，不要说能达到如此的高水准了，它根本就还处于要思想没思想、要创意没创意、要技术没技术的初级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低段位的电影从业者们不惭愧，不奋起，不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出发，反而以有那么点儿还谈不上悲天悯人、而只算是感怀世事一类的小情怀为满足，哭着喊着要院线和观众来支持自己，我说您怎么就这么好意思呢？
在去年广廣受好评的英国小众艺术片《妇女参政论者》中，几位英国女性为争取将妇女选举权纳入宪法，不惜制造街头骚乱以引起社会重视，当被质質疑这么做是对法律的挑衅时，她们说：“说我不尊重法律？那请先把法律变得值得我尊重！”这也正是我对于此次《百鸟朝凤》事件的态度：“说我不热爱艺术片？那请先把艺术片变得能够让我热爱！”
（责任 邵希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