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1日起，一般题材电影的审核权全面下放至各省级广电部门。
从4月1日起，除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重大文献纪录片以及各类中外合拍片外，普通国产影片的审核权全面下放至各省级广电部门。《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的通知》规定，从2014年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即由各省级广电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所属电影制片单位摄制的各类影片进行审查，总局今后将主要负责宏观指导、监督。该项电影政策的出台无疑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一大变革。2000年以来，相关部门发布了若干个影视政策文件，从中可以看到政策变迁背后的产业发展态势及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急切诉求。影视文化领域的首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于3月28日发布，其课题之一《中国影视政策创新研究》对近十几年的影视政策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考验？中国影视政策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又该做出怎样的变革？
影响世界的影视政策尚未形成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继东是《中国影视政策创新研究》的负责人。在李继东看来，21世纪以来，中国影视政策面临着3种具有显著性、标志性和广泛性的语境，即全球化、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这3种语境不仅是政策变迁最为突出的动因与政策调整的主线，也是政策变化的关键节点，更关乎影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属性，影响产业发展、政治民主等多个领域。
回顾过去十几年的发展，李继东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一直是缺位的，“时至今日，中国未能参与到全球传媒和文化政策制定之中，仍处于应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的窘境，还无法与国际政策话语体系对话，在政策理念上仍然缺乏全球视野和文化情怀。”
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梦想一直在推动着相关部门的决策。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1]17号），希望借助政策效力一下子打破条块分割的市场和产业格局，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现代传媒集团。该项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刚刚加入WTO。“这是一种应对中国加入WTO的直接性政策反应，以抗衡海外的巨型媒体集团，实际上这一政策开启了做大做强影视产业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先河。”李继东说。
随后的一系列改革目标明确，做大做强影视产业。仅就电影而言，2011年12月，《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在千呼万唤中出台，面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虽然发展形势越来越好，但李继东认为，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影视政策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参与制定国际影视政策的经經验还很不足，影响世界的影视政策模式尚未形成，而实际上良好的政策就是一种软实力。中国亟须提升在国际影视政策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策的滞后与市场的快速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13年，与影视相关關的宏观政策超过了63个。李继东认为，纵观21世纪以来中国宏观觀影视政策的变迁历程，促进产业发展无疑是一条最强的主线，不仅相关文件之多、出台频率之快、所涉及的部委之多也是空前的，而且关關乎体制改革、市场准入、资本运作和进出口贸易等各个层面。
梳理影视产业的发發展，不得不提及标志性的政策是国务院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发[2009]30号），这一政策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将经营性机构和部门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突出和强化其产産业功能，提高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李继东认为，这一政策进一步加速了影视产业的市场化和资本化，致力于重塑市场主体、优化市场机機构和扩大出口。而这一政策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很强大。比如，通过重点行业、项目和产业园区来來改造市场结构背后的主力推手或者主导权力是各级政府，是一种行政命令和市场混合的方式。二是身份观念很浓重。在培育和发展富有竞競争力的市场主体中，仍以国有和非公身份来论高低。三是全球意识很淡薄。政策所关心的仍以国内问题为主，很少深入了解国际市场的情景和规则体系，政策的重心也集中在单方面地提高走出去的力度和广廣度，表现出单向性、简单化和主观化特征。
改革继续向前，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推动包括影视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濟支柱性产业，同时进一步推动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的并购规则接轨。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也开始突破过過去仅依托国有机构的单一的思维模式而转向多元化。但政策在具体实實践中收效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李继东说：“相关政策条文在突破现有体制和结构上并未有多大实质性进展，政策议题还是聚焦在本土议题上，对全球化和新媒体所带来的政策问题关注度和解决力度远远不够。比如，建构跨地区、跨行业这一目标和任务在2000年以来的政策中不断重复，但还没有为跨地区、跨行业集团的形成提供能突破地区和行业壁垒的具体条款。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实现彻底政企分离，企业也就无法从地方主义和行业主义中脱离出来，恐怕这些政策只能是飘在空中的口号。”
中国正在不断加速推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市场化、资本化和国际化进程。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电影市场的盘子越做越大，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超过217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李继东看来，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瞬息万变的信息传播格局、丰富多变的产业与市场需求相比，相关關的影视政策却非常的滞后与迟缓。“总的来看，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对于整体局势的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是到位的，对于影视等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也是深刻的，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和力度也是迫切的；但另一方面，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政策的制定者缺乏突破体制顽疾的狠心，缺乏完善产业政策体系的恒心，缺乏关注和人民实际需求的真心，缺乏放权于市场和社会的信心。”
影视发展的三个核心问题
对过去十几年影视政策的梳理和总结，是为了找到更适合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的道路。李继东指出，21世纪以来，在中国影视政策变迁历程中一个亟须須审视的问题是，为了谁来大力推进影视做大做强与着力提高国际影响響力，是服务于官员、新兴资本阶层、跨国资本集团以及海外政治精英团体和政策制定者？还是消除不平等的国内阶层鸿沟，重构以西方为爲中心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进而探索出一套平衡社会、经济和政治福利的政策体系？
在回答为谁做强影视产业这个问题前，李继东认为要从3个方面来思考中国的影视政策。一是塑造什么样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建构与重塑是近十几年来影视政策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不论怎样改革，始终未能抹去浓重的行政色彩，也未能突破条块分割的市场格局，更没有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的市场主体，反倒是出现了行政权力与资資本紧密捆绑型主体日趋强大的倾向，行政权力在市场和资本空间上得以拓展、强化甚至固化，民间资本等非行政社会力量仍然很弱小。”李继东说。
二是建构什么样的监管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也是影视政策的一项重要议题。政府的角色从既管又办向监督和服务为主转型，最新的政策文件《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的通知》便是简政放权的体现。李继繼东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亟须创新规制及政策体系，革新政府功能与角色。政府应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规制的组织者、仲裁者和倡导者，国际组织、跨国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民间团队等非政府组织应成为规制主体，改变政府“一言堂”与“家长制”的作风，提高企业和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三是走什么样的全球化之路？李继东认为，中国影视全球化政策体系应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属性，应有利于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或团体的自立、自强和自信，有利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福利的全面实现。
（责任 李冬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