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王家卫心中有个遗憾。
1999年，香港一家存放电影胶片的仓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计划关门结业。王家卫从那里取回了自己的代表作《东邪西毒》的胶片，却发现胶片受潮，损坏严重。王家卫找来国外的电影修复公司，花了4年时间进行修复。修复后的《东邪西毒终极版》于2009年上映，但由于修复不够及时，极少数片段仍然出现花片的情况。
早期电影不断遗失或损毁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注重电影保护工作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前的电影也有近一半消失无踪。
而在中国，老电影遗失或损坏问题则更突出。褪色、撕裂、划伤、画面剥落、脏点、霉变、划痕、酸变、收缩、扭曲、酸化……时光为这些老电影刻上了斑驳的烙印。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
让这些艰难留存下来的胶片老电影重焕生机和光彩，这正是电影修复师们的职责和使命。光影变化间，他们用魔术师般的双手，打捞着时光的记忆，与岁月赛跑。
从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
50岁的胡玉娥在工作台前忙碌着，台上左右两边各一个的大圆盘格外醒目，上面放着电影胶片。胡玉娥踩一下脚下的踏板，右手边的圆盘转出一段胶片，用剪刀胶带等工具仔细修补好其中的残缺断裂部分后，左边的圆盘再收紧。
胡玉娥是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电影修复组组长，她和几位同事在厂里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第一步——物理修复工作。
上海电影集团生产技术部主任朱觉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物理修复主要采用物理的和少量化学的手段，对胶片本身的潮湿霉变、脆裂缺损等问题进行处理，以使胶片还原为相对好的状态。
胡玉娥的工作间里堆放着一摞摞用铁盒装着的电影胶片，不少盒子已锈迹斑斑。房间里弥漫着胶片独有的酸味，稍一走动，灰尘就像烟雾一样蔓延开来。胡玉娥和她的同事们都带着3M口罩，工作台上方，一台侧吸式抽油烟机正轰轰作响。
摸过几盘拷贝后，胡玉娥手上的一副白手套已变成了黑色，而这副白手套也见证了她从一名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的转型。
出身于电影技术世家的胡玉娥，1984年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进入了上海电影技术厂（以下简称“上技厂”）从事底片剪接工作。那是胶片电影正辉煌的时代，胡玉娥所在的上技厂曾是上海电影主要的洗印地，60年的时间里，这里洗印过的电影拷贝加起来有8亿多米，足可绕地球两圈多。
因为以前做的是新底片的剪接工作，奉行着保护父辈们传下来的“保护底片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准则，胡玉娥的白手套上往往一尘不染，工作环境也是全厂最干净的。
改变，发生在几年前。
当胶片电影逐渐被数字电影取代，送到上技厂的新电影拷贝也越来越少，胡玉娥等上技厂的老员工向电影修复方向的转型就此开始。
2009年，一批保存状况欠佳的科教片被送到上技厂进行修复，那是胡玉娥第一次真正接触老电影胶片。“装胶片的铁盒子上都是灰尘和锈迹，一打开，一股难闻聞的气味就冲上来，白手套一摸就是一层灰。”胡玉娥至今还记得当时時的情景。
因为有着底片剪接的基础，胡玉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已经摸索出了修补清洗胶片的一套成熟经验。
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
在上技厂工作了43年的吴云雲岳今年即将退休，他也没有想到，在自己退休前的几年，还要经历个個人和单位的重大转型。
随着电影的数字化进程，2013年上技厂正式启动了“上海电影影片资料抢救项目”，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部分经典的上海电影进行修复。
吴云岳过去一直从事胶片洗印工作，如今，他的洗印经验又在物理修复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上技厂有专业的洗片机，可以对胶片上的油渍、霉斑等进行物理或化学的清洗，而机機器清洗不了或无法处理的胶片问题，就得依赖经验丰富的“老法师”了。
一批音像资料馆从民间搜集来的珍贵的抗战资料片，年代久远，全部收缩变形，部分胶片还出现了扭曲，因怕氧化，还不能碰水。吴云岳大胆地将胶片分成小段切下来，用架子悬懸挂起来，利用空气湿度让其膨胀放开，再进行修复，这个过程耗费了近2个月。
另一部197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送到上技厂的时候，正片因为受潮，画面花斑严重。用机器清洗后效果不佳。胡玉娥想起母亲说过，以前的老工人们，会利用自己鼻头上的油擦去胶片上的脏点，受此启发，胡玉娥尝试用棉签簽蘸上凡士林对胶片一格格进行手工擦洗，足足擦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达到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让胡玉娥和吴云岳遗遺憾的是，他们的手艺可能后继无人，随着胶片时代的结束，胡玉娥的同事也大量流失，如今，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1岁。
保存洗印行业的精锐力量，建立小规模示范性工厂，这一直是朱觉所倡导的。“中国还有大量的老电電影需要修复，但是等这些老人们退休了，最基础的物理修复工作还有谁来做呢？”朱觉说着，无奈地摇摇头。
这个工作要慢慢做
在上技厂的电影修复团队中也有一批新鲜的“血液”，这批平均年龄都是90后的年轻人，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另一步工作——数數字修复。
1987年出生的胡勍勍是他们中的“老人”了，是这个数字修复团队的领头人。
他向本刊记者介绍，数字修复就是在完成对胶片的物理修复后，通过過专业扫描仪将胶片转化为数字资料，并通过电脑进行进一步的修复，从而更好地保存。
“这个工作如同修图，一帧幀画面就是一幅图，电影每秒拍摄24帧，就是24幅图，一部片子平均有15万帧，相当于要修15万张图。”朱觉说。
胡勍勍的团队目前有15个人，分早晚两班工作，每班八小时時。坐在电脑前的他们，手中鼠标点得飞快，那些电影画面上的黑点、白色划痕等微小的瑕疵伴随着每一次点击一点点消失。有时，他们还還需要快速对比前后两帧画面，对可能出现的亮度不同等进行仔细调整。为了能看清电脑屏幕上影片的每一个脏点、扭曲、抖动，他们的工作室里常年拉着厚厚的遮光窗帘，营造如同电影院一般的黑暗环境。
“盯着电脑屏幕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些画面甚至需要重复看上好多遍。”胡勍勍坦言，做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耐性。正如电影人吴思远所说：“如果你问修复一部老电影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我认为是时间，因为这个工作是要慢慢做的。”
2007年，胡勍勍刚到上技厂时还是做后期拷贝放映工作的，但没过几年，到他手里放映的电影拷贝就越来越少。感受到危机后，他参与了厂里电影数字修复的技术培训。
2012年，柯达公司破产，宣告了胶片电影时代的终结，正是那一年，上技厂数字制作中心正式成立，胡勍勍成为其中的骨干。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8年摄制的电影《一夜歌星》是胡勍勍负责修复的第一部电影。脏点划痕、擦毛、阻光、抖动、扭曲、闪烁……几乎他们能想到的所有问题，在这部片子的修复中都遇到了。
根据这部片子的修复要求，画面上不能有一个脏点，画面内容的缺失要尽可能尝试去补全，每个镜头的接头处还要保证流畅。“当时我们有5个人没日没夜地加班，一遍一遍地尝试，花了半年时间才最终修复完成。”胡勍勍回忆。
这部影片后来被送到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审核，获得一致好评，最终帮助胡勍勍所在的上技厂取得了电影修复的资格证书。
在朱觉看来，对于电影的数字修复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将每一帧画面都当作文物一般对待。“比如，影片中的雪花、星星要和雪花点相区分，下雨声也要和噪声区别开，这不能单纯依靠自动化的修复软件，还需要修复人员亲自把关。”朱觉说。
修旧如旧
年逾85岁的导演李行，是台湾电影的开拓者，他曾将自己所有电影的修复版拷贝都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电電影资料馆，并一再呼吁，电影修复应该“以旧修旧”。
“修旧如旧”，这在很多电影修复工作者眼中，正是老电影修复最理想的状态。
2014年6月，已故著名导演谢晋的名作《舞台姐妹》经过修复后，作为第17届上海电影节开幕电影与观众见面。
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的话说，该片不仅在旧片修复技术层级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贯彻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修旧如旧”原则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对于起步不久的国产旧片保护護与修复而言，完全可以视为是一次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文化事件。
石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修复是由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与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实验室合作进行的，上技厂也参与其中。而“修旧如旧”，力求最大程度还原1964年《舞台姐妹》问世时的原始视觉风貌既是这次修复的任务，也是最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技术修复，更需要艺术修复。
那是一次中方电影史专家、技术专家，与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影像修复技术的电影修复实验室的紧密合作。
“比如，意大利方面最初送来的样片色彩过于饱和，有大红紅大绿等极端色系。而我们翻查了谢晋的导演阐述，其中明确‘影片的色调是素淡的，但在阴沉中要突出人物的浓郁。’因此，审看样片后後，中方专家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希望意方在校色时对色彩饱和度作出适当修改和校正。”作为当时中方电影史专家之一，石川回忆。
除了查阅一系列当年的文献史料作为修复依据，中方合作者还通过各种渠道把当时参与影片拍摄的主创人员请到上技厂一起审看样片，其中包括《舞台姐妹》中扮演妹妹邢月红的上海越剧院演员曹银娣。
审看样片时，曹银娣曾感慨：“戏里面我身上那几身行头，看上去真是漂亮。”
“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石川说。
1962年，上海“海燕”、“天马”二厂正与與香港合拍一批越剧戏曲影片。为了配合拍摄，上海越剧院特为订制了一批新的表演服装。《舞台姐妹》拍摄时借用了这批新制的戏服。丝絲绸的鲜亮质感、手工刺绣的精美图案，以及折叠产生的纹理痕迹，都在经过修复后的画面上清晰可见。
（责任 张晶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