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魔戒》《阿凡达》《哈利波特》以及所有漫威式的英雄传奇，都拥有自己的“神话圣经”——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其书中观点点亮了银幕上的美国神话。相较而言，有着悠久历史和多样神话原型的民族，中国的神话故事是否可以给电影大片提供想象的土壤？根据中国神话学术体系，参照好莱坞编剧模式创作的类型小说，是否可以成为青春文学界的“新势力”？
近日，现代文学馆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联合主办“谜托邦”系列小说发布会，文化学者朱大可将这次由自己组建的写作小组——“卜知客”的创作行为视为类型小说创作中的一次实验：“我个人做了一点非常有限的工作，这是我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变整个中国，只能从自己的方面去做一些微小的事情。”面对业内的此次全新尝试，诸多文学界、电影界的学者和业内人士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将之评价为“虚构的无限化。”他认为，在全媒体的时代环境下，面对影视以及互联网的媒介的挑战，文学这一书写文明时代的产物应当更加突出自身的想象力。他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作品的逻辑与细节都来自于生活，而全媒体时代下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开始带有了‘宇宙论’的色彩……所以今天的电影也好，最有想象力的文学也好，要为文学发展的道路和未来的方向提供新探索。”
我们不缺钱，也不缺人，就缺有想象力的原创者
因为优秀故事的特质归因于艺术性的创作
约瑟夫·坎贝尔在其神话学专著《千面英雄》里传达出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所有的故事背后都隐藏有固定的神话内核，那就是关于“英雄的冒险的神话”。坎贝尔认为，“神话”反映了人类心理最基底、最幽微的渴望，也是一切故事的初始原型。后来，乔治·卢卡斯受其启发，创作出了《星球大战》这一大热的系列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坎贝尔的所言不虚。
朱大可也试图从中国的神话故事中，总结出一套可供中国故事使用的“神话原型”。在他看来，中国今天的文学消费领域出现了三个“空心化”：价值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学术空心化，今天流行的所有娱乐产品很大一部分在价值观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也存在着断裂；为此，人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支撑，以便将传统文化“放到一个新的逻辑架构里进行认知”——这一逻辑架构便是神话原型。“西方有西方的原型，中国也有中国的原型。这个原型一旦掌握了以后，实际上就等于掌握了你通往大众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把这些东西结合以后，我们建构了一种新的类型小说的文学范式。”朱大可说。
不过，谈談起“谜托邦”系列作品未来的市场表现，无论是朱大可还是“卜知客”团队都显得不是太有信心。“卜知客”写作小组成员王圣杰表示他们“不是想在市场里分一杯羹，而是想当勤勤恳恳地做粥人。”朱大可则总结道：“我们是探索一个有意思的道路，能否成功，由时间来來定。今天无论如何，我姑且先将其称为一个‘实验’”，它可能会失败，但是即使失败了，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必要的启示。”
“我们天天看收到的剧本投稿，都要看吐了。”在谈到“好故事”这一话题时，因在《百鸟朝凤》上映期间跪求票房而获得舆论关注的制片人方励半开玩笑地抱怨。玩笑归玩笑，方励还是十分重视原创优质内容，他将优秀故事的特质，归因为个人艺术性的创作：“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快速地成长，我们不太缺钱，也不缺人，就缺有想法、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原创作者。”不过，虽然强调“好故事”的作用，但方励又反对“类型小说”这样的提法：“创作本来就是自由的事情，为什么要遵循传统？传统就是拿来打破的。是需要参考，但当作者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真的要加一点个人的思想。”
好作品，要追求艺术与商业的平衡
还是沉下心来靠想象力走自己的路
“要做好一个作品，不妨降低一下自己的身段，更通俗一点，争取最广泛的读者，追求艺术与商业的平衡——也就是文化产业業中的好莱坞模式。”万和天宜CEO陈伟鸿说。对于好莱坞的优势，陈伟鸿将之归结为价值观层面的成功，他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把人的一种自由创作的东西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完成对對于现代价值观生命自由的启蒙，其实很难超越好莱坞的影响力。我们們会把中国电影做得很大，但是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跟好莱坞PK，必须回到根源的价值观上。”发言中，陈伟鸿提到了万和天宜的商业模式：“我们要追求一个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我们喜欢原创，但又不太喜欢跟别人搞竞赛，因此我们喜欢和大家一起培养IP，把IP从小做大。”
对于陈伟鸿“艺术与商业保持平衡”的观点，方励反驳道：“如果我们都做《万万没想到》，都做《捉妖记》，中国以后不会有电影，中国电影会死掉。”他激动地说：“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只要我们能沉下心来用想象力对世界进行感受，对世界进行期望，用想象力来写作，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未来都有希望。”方励认为，所有艺术都是完全随机且无法复制的，用资本运作出来的文化消费品，都谈不上是艺术。方励还对好莱坞模式表示不以为然，他说：“好莱坞是好莱坞，中国是中国，好莱坞的经經验，管理、科技、工业我认可，但是创作上面我不认可。美国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超级英雄，是没有招了才想这个招。什么超级英雄？它没有故事讲了，中国刚好是应该出故事的时候，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一个西部大拓荒拍了多少部电影了？一次辉煌的二战拍了多少电影了？中国应该学习欧洲那样，走自己的路。”
这是个盛产内容的时代
缺乏的是把现实记录下来的勇气
学者余世存觉得，故事最重要的特质并非只来自于神话原型、想象力与虚构性；当下的最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是忠实反映现实、取材于社会问题的，而中国的“类型小说”，则应当成为记記录中国的作品。余世存甚至将时下自愿组成“字幕组”的年轻人称为爲“最好的汉语作家”，就因为他们起到了文化沟通桥梁的作用。对于当今的文学作品，余世存表达了一些不满：“我们不缺内容，我们国國家、社会、时代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内容，这个内容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力。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作家没有必要担心发挥想象力，你只要把中国社会會的现实都写下来，记录下来就非常好……中国的许多有价值的类型小说题材我们都看不到，比如说法庭打官司题材的小说、医院就医题材的小说，拆迁题材的小说，都看不到。”
凤凰网副主编郭国松在自己的发言中赞同了余世存的观点。他说：“我们們看美剧、好莱坞大片、看好莱坞研究犯罪，但我们身边每天都在上演好莱坞大片，我们缺乏的是把现实记录下来的勇气。”回忆起自己的媒体人生涯，郭国松表示感慨：“我是媒体人，过去长期在《南方周末》工作。后来，我们这一行有一种现象，媒体人纷纷改行做电影去了。”郭国松表示，中国的作家在面对现实时存在着逃避、迟钝的倾傾向，这种状态不利于杰出作品的诞生。他说：“我看到现实如此精彩，看到文人反应如此迟钝。我甚至感觉文学是不是应该死了？很多年前我在感慨诗歌已经死了，只剩下诗人还落魄的活着。”
不过，郭国松悲观情绪很快就峰回路转：“我又开始从事写作，我们都误入歧途了。但是今天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为此坚守，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激动起来了，又振奋起来了。”说到兴起处，郭国松还念了一首诗：“花儿开了，它真的开了，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你真的开了，你开吧，你开呀——直到春天来临，漫山遍野。”
（责任 张晶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