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聚焦春拍：我拍我何其多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香港春季拍卖会中，中国艺术品市场以稳中有升的成交态势，再度博得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平稳发展且保持相当的增长趋势背后，所彰显出的理性化，是今年拍卖业界的一个典型特征。然而，理性的背后依然存在个例，个别艺术家的个别作品以横空出世的姿态，从之前的默默无闻，一跃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一线“梯队”，如若是在早几年出现或许并不会招来那么多的非议，然而，当大环境趋于理性的时候，这无疑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名为《我选我》的文章，相信许多人都熟知这个故事。“我选我”，这是多么简单的3个字，但是，说出这句话却是需要勇气的。而与“我选我”相呼应的，则是拍卖行业内部长期以难得的“勇气”，所做出的“我拍我”的当仁不让之举。
“我拍我”，顾名思义，指的是虚假的拍卖行为，具体而言，即指的是为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故意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借以制造虚假成交价格的欺骗行为，如同股市上“庄家”的“对倒”。2005年前后，一股“回流”热潮曾经席卷整个中国艺术市场。一批中国大陆、台湾乃至东南亚华人艺术品炒家，热衷于将流失到国外的中国艺术品，有时甚至是赝品伪作，以“回流”的名义请回国内联手做局，以自拍自买的形式创造了彼时的一个又一个高价。这些高价的背后，数字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资金的付出。早先“做”出来的高价，往往因为通货膨胀脹效应和艺术品价格普遍的水涨船高，几年后就被抹平成为一个常态价價格，不留丝毫痕迹。高价做局的目的，是为了击鼓传花的下一棒，因为用不了几年，新的局就会应运而生，又会有更高的价格跳出来。拍卖公司所拍出的高价作品，是人们吸引眼球的最有效途径，一件艺术術品今年拍几十万元，明年几百万元，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价格上挂个零，这种诱惑和暴利，让很多人从最初的看客转身成了业内投资客。
以《石渠宝笈》为例，就不难理解拍卖市场上真正高价、天价作品背后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字画收藏领域，藏家往往最看重的是《石渠宝笈》，这是因为其著录作品大部分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官方重要的收藏机构，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其著录总量的八成，还有一些因为历史的原因流散到了海外或私人手上。缘于《石渠宝笈》所载书画的皇家身份，在当前的拍卖场上，一旦有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畫上拍，必受各路藏家追捧。
这种对拍品的选择和看重方式，同样也适用于近代字画。近现代字画的高价者则主要在于作品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美术史价價值，这与《石渠宝笈》的著录异曲同工，也只有符合这样的条件其市场表现才会坚挺。
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会让我们不难发现，此次香港春拍中的当當代艺术部分，天价拍品虽已是凤毛麟角，但是代表性艺术家的典型性作品，其价格却依然见涨。如此一来加以比较，个别空穴来來风被称为大家、大师的艺术家，很多作品被莫名其妙地冠以代表作的说法，这种所谓的“经典”一说，饱受非议也就无可厚非。
实际上，“我拍我”的现象此前就一直存在。这一拍卖行业的隐形潜规则，不仅出现現在高价、天价作品的竞拍中，更多的则是于中小型拍卖中普遍存在，并且，在很多国际拍卖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我拍我”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对于“我拍我”的现象，这牵扯到拍卖各个环节的参与者，艺术家为了刷新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不惜进行假拍，而由“我拍我”所引发的官司和纠纷，更是此起彼伏。这這些官司和纠纷所露出的马脚，不仅指向送拍方，而且更为直接地指向了拍卖公司。那些经“我拍我”所制造出的动辄千万、上亿元的拍卖賣纪录，看上去固然耀眼，引发的却是对整个拍卖业界信任危机的质疑。
近几年，拍卖行业私下传出的假拍做局、拖欠付款事件，出现频率明显顯上升，不少知名拍卖行当家人纷纷通过提高保证金以示清白，行业業由内而外对重建诚信的呼吁，更是甚嚣尘上。一方面，各家拍卖公司和送拍者，都期待金字塔塔尖价格作品的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却又更加寄希望于更多中段乃至低段价格拍品，得到卖家青睐。但现現状是矛盾的造成，源自于行业内部，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先是制造成交纪录，继而送拍“钓鱼”，以博取高额利润，这看似极为平常的一反一正，激起的不仅仅是质疑与信任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蚕食与动摇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决定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生存根基。
（责任 徐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