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史上最冷暑期档”，经历着对“天价片酬”的激烈讨伐，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法律建设再次提上日程，似乎是最恰当的时机。
昨日，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票房造假、演员自律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规定。此前一审时，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问题演员”应该“禁演”。而二审稿中未设限时“禁演”、终身“禁演”条款，不过增加规定：“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在行业自律以外，不妨备一招法律的后手。
为什么这样说？答案很简单，一些没有能够有效自律的演员，在政策法规的强制作用下必然受到负面效应的“惩罚”。政策禁限，问题演员的受欢迎程度和曝光度明显下降，明星效应的变现能力随之锐减。
这是有例可证的。北京禁毒总队收到线报端了房祖名和柯震东的毒窝，《小时代》和《我的情敌是超人》中的出镜被强制处理；黄海波在警方扫黄活动中落网，《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剧组还没拍完便就地解散；朝阳区群众举报王学兵，使得陈建斌筹备15年的处女作《一个勺子》上映档檔期调整。
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做出要求，对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影、广告等暂时停播。事实上，“问题演员”必然为个人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有的因为黑名单的存在，长时间接不到戏，已经参演的也无法上线。
在完备的市场化机制之下，能交给市场的，就尽盡可能交给市场去调整、规范。对所谓“问题演员”的处罚，现有处罚罰起到作用，再通过立法的方式另行干预，应当慎之又慎。
近百年来，世界电影梦工厂好莱坞都保留着一个传统，即所有合同中均有一项“道德条款”：任何与吸毒、伤害、非法性行为爲有关的曝光都能立即导致合约终止。查理·辛在2011年戒酒戒毒又被曝出复吸毒丑闻后，便丢掉了200万美元一集的全美电视剧最高薪合约。
自律的归自律，法律的归法律。“问题演员”或许无需动用法律设禁令，但不可否认，中国电影市场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出台监管措施加以引导规范。
今年5月，有消息曝出柯震东复出拍戏，片酬接近2000万萬元。演员的劣迹行为，通过打几张洗心革面的同情牌，反倒成了抬高身价的另类宣传炒作。尽管该片总制片人而后进行了否认，但柯震东東还是从中刷出了曝光度和存在感。诸如此类打擦边球的行为才真正需要法律予以规范。毕竟天价片酬的症结在于过度炒作明星，而只顾抢搶明星而不做好内容，才是电影产业良性发展的致命弱点。
（责任 张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