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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里有个七爷（陈述老爷子演的），精神不太正常，还有暴力倾向。他管日本鬼子叫“王八操的”，总念叨着把鬼子“““一手一个掐吧死俩，刨坑埋了”。
《鬼子来了》里陈述扮演的七爷。
《赌城风云》一开头就讲了在拉斯维加斯刨坑埋人的秘诀：先刨坑，后杀人。《好家伙》里却是先杀人，后刨坑。程耳导演也偏爱刨坑这招，《边境风云》里孙红雷差点被埋（坑还是他自己刨的），到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成功地刨了坑，埋了人。不过，那日本人不应该在汽车里开枪杀人，枪一响，玻璃四溅，一车血了呼啦的脑浆头骨，根本擦不干净，影响车震的心情。《教父》里穿西装的黑手党喜欢在车里杀人，开枪，或者勒死，喀嚓杀完，汽车（都是死者的车）就扔一边不要了，多大气。
《教父》除掉帮里的叛徒的场景。
虽说是黑帮题材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却有一颗少女般的心。这很像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初夜，前边鼓捣得很快，越往后越慢，我看的时候常常想“快完了吧”、“怎么还不完”、“大哥你快点完事吧”。
《罗曼蒂克消亡史》无疑是高度文学的。先不说拍得好坏，它的题目就很特别。似乎伴随着民国的结束，罗曼蒂克也随之消亡了。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先不说消亡，一个慌乱的问题是，民国为什么会是罗曼蒂克的？在民国的故事里，罗曼蒂克是从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出现的？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革命的罗曼蒂克
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中国国民党的声名显赫的特务務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坠毁。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回忆道，蒋介石得知戴的飞机失联后，焦急异常，甚至命沈醉练习跳伞，以便搜寻飞机下落。沈醉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解放以后，他在大陆陸坐了十年的牢，已经脱胎换骨，再加上他文笔很好，写得特别真实，我就习惯性地怀疑他的文字的真实性。不过看到这一段儿的时候，我还是挺激动：假如我是沈醉，在黎明时低空跳伞，在冷飕飕的风中，在熹微的天空和阴森的大地之间茫然寻找自己敬爱的老上司，又焦急，又愤怒（主要是恨蒋介石逼我跳伞），还自由落体，这TM多么罗羅曼蒂克啊。
和可口可乐一样，罗曼蒂克（浪漫）是一个洋人的词，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另一个伟大的词语是歇斯底里。当罗曼蒂克烂大街了以后，它的意思也变得人人都明白，大概是指一些超越平凡生活的、美好而激烈的事儿。这玩意中国一直都有，秦时明月汉时关，势拔五岳掩赤城，醉卧沙场君莫笑，一枝红紅杏出墙来。洋人那里就更多了，戴着铁面具的路易十四，小径分叉的花园，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海，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罗曼蒂克就是故事的价值。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潜伏》里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在神剧《潜伏》里，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潜伏着的特工余则成和他的爱人说道，虽然周恩来先生远在法国，邓女士在天津，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成良缘，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嘛！如同一道闪閃电，罗曼蒂克诞生了。
《潜伏》的故事虽雖然发生在民国，但罗曼蒂克并不属于民国，而是革命者的专利。革命就是罗曼蒂克。虽然汪精卫后来当了大汉奸，非常糟糕，但他早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时候，无疑是很罗曼蒂克的。汪精卫关了死囚牢，他后来的媳妇儿陈璧君跑到监監狱里要和他睡觉，给他留后，也不能更罗曼蒂克了。宋庆龄半夜跳出自家里窗户，跑去和孙中山私奔，把自己的老爹气得半死，也特别的罗曼蒂克。
1949年是一道时间的海峡峽，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对中华民国的叙述始终是一个镜像，映照着现实的面目（所有在这个逻辑之外的影像都不能被看见）。于是，中华民国虽然彻底完蛋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总是变幻不定、栩栩如生。它是旧社会，是忆苦思甜的苦，是一个展示革命者英雄主义義的舞台，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当阶级斗争的年代过去后，民国被开发發出更多的功能，五四运动成了现代化的标记，国民党军队开始能打仗了（虽然不如八路军），国共开始合作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打来打去。最终，民国变得和现实一样庸俗、空洞和喧闹。
革命的话语并没有消失，仍然主宰着民国的样子。民国与现現实始终是断裂的，又在时空上与现实紧密相连。一方面，民国在时间間中不断远去，另一方面，革命的话语在不断变形和后退，民国像是退潮的沙滩一样逐渐露出了新的轮廓，罗曼蒂克也开始在这个半透明的国度里显现。
这是一种全新的罗曼蒂克，它虽然仍然屈从于历史叙述，却迅速填满了历史叙述的空隙。年轻的张艺谋的《红高粱》里，轿夫与小媳妇在高粱地里野合，唢呐和天空炫耀着新的罗曼蒂克的苏醒，唤醒它的是一种暧昧的空间，一个真伪僞难辨的故事。影片在开头说：“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
《红高粱》剧照。
当然，《红紅高粱》里同样包含革命的叙述，也就是罗汉爷爷参加了共产党，被日本鬼子活剥人皮，光荣牺牲的情节。电影旁白的声音变得无比庄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家河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杀口前，被日军剥皮凌隔示众衆，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罗汉爷爷的故事是截然不同的、革命的罗曼蒂克。他的英勇无畏不能放在民族神话里，以防“有的人不信”，必须要由“县志”这一冰冷的权威文体来证明。
两种罗曼蒂克在民国的时空中混合，一种不容置疑，坚硬而明确，另外一种却显得柔软和滑稽。它们争相诉说自己的真诚，民国的领域也得以延伸。在电视剧《潜伏》中，我党杰出的特工余则成身上完美融合了两种罗曼蒂克，他在军统（保密局）中游刃有余、计谋百出，敌人无不束手待毙，而在面对革命同志时他却无比真诚，天真得像一只小绵羊。剧中已有了明确的解释，这是因为信仰。在煞有介事的谍战剧《北平无战事》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尽管胜负負已分，两位主角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对称。在电影《风声》中，一方面是我党同志在机智地抗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敌人，同时，又出现了密室杀人和看得人头皮发麻的性虐待场面。两种罗曼蒂克在某些抗日神剧中达到了高度重叠，于是手撕鬼子、遭强奸后打通任督二脉射箭杀敌出现了。世界上有什么能比徒手撕碎敌人的身体更罗曼蒂克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