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然而，近年来，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传统古村落正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巨大压力。
12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村镇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介绍，住建部将采取抢救性措施遏制传统村落衰败的趋势，启动濒危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行动。
此外，住建部门还将在传统村落开展传统民居普查，实施挂牌保护，组织传统民居保护修缮示范，开展认领、认养、认保，打通保护利用渠道。
事实上，从2013年以来，国家便采取一系列的保护和监督措施，逐渐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2014年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对传统村落建立档案和管理系统。截至2016年11月底，已公布4批传统村落名录，4153个村被纳入保护范畴。
尽管如此，传统村落保护的发起者——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却注意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依然阻挡不住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很多纳入国家名录的村落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曾经在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在最近十余年间奔走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
冯骥才指出，纳入国家保护视野的传统村落仍然问题不断，“千村一面”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比这更让他忧虑的是，仍然没有办法让传统村落从现在的困境中走出来。
10年90万个自然村消失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
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古诗里的村落。而在现实中，却是另一幅场景，“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像世界的最后一家。”提起古村落消失的速度来，冯骥才说，“让人心疼”。
河南郑州千年古村马固村，有着“中原第一文物古村落”之称。村内的王氏族人从宋太宗年间定居，耕读传家，历经千余载，创造了辉煌的家族历史。北宋时期，马固村王家人五代在朝为官。如今，马固村王氏家庙的大门上还悬挂着“三朝枢密”的匾额。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该村有7处不可移动文物名列其中，分别是王氏家庙、马固村关帝庙、马固村教堂、王德魁故居、张连伟民居、王广林民居、王洪顺民居。
2006年，马固村出土了两只完整的唐青花塔式罐，是我国最早的、工艺最复杂的、最精湛的、器型最大的、有明确出土单位的唐代青花瓷，它们的出土将中国青花瓷的起源向前推进了800年至1000年。
然而，2014年4月，为配合“智能电器产业园”的建设，全村整体迁移。仅历时20天，占地500余亩的古村落就变成了一片黄土和废墟。村内的7处不可移动文物，在拆迁浪潮中，仅保留下了王氏家庙和马固村关帝庙。
地处海南省海口市西秀镇西面的好俗村，曾是典型的火山岩石村落。粗犷孔眼的火山岩石垒成的石屋密集地坐落在城墙背后，石巷子曲折迥回，水磨石坑随意摆在门前屋后、碧绿的爬山虎爬满了石门框……
曾经和谐自然的古村落，2015年也被媒体报道，正面临着钢筋水泥的侵蚀，一座座小洋楼在将这座石屋村落一步步侵蚀掉，往日防倭寇盗贼的城墙已不见踪影，很多石屋已经被拆毁。
在好俗村的村口，建于清末宣统年间的三槐书院是村里历史最为久远的古建筑之一。随着学校的搬迁，村里孩子的数量减少，三槐书院也日渐衰落，最后成为了村民们存放水缸、稻谷、渔网的杂物间。
湖北武汉也是古村落消失的“重灾区”。夏祠村是武汉市湖泗窑址群最早的发现地点，而湖泗窑址群的发掘曾一度改写了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的历史。如今，水运码头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乡村都通了公路，已有百年历史的夏家码头只剩下残迹。码头旁废弃的手摇水井已锈迹斑斑，夏家码头前的河水也已渐渐干涸。
夏祠村附近同为窑址的几个村落已相继消失，唯有尘土中裸露出的碎瓷片在证明：这里曾是湖泗窑址群。而被当地人称为“此地曾为景德镇前身”的城市记忆，也一并消失。在新洲、蔡甸等新城区，也有一些古镇、古村，但这些地方早已无人居住，只能在落魄衰败中等待消亡。
消亡的还不止这些。冯骥才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
留住人才能留住村落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村落因农民外出打工而出现“空巢现象”。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城镇化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太过巨大。即便是村落按原貌恢复，也不意味着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能得以延续。
刘成铁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灵水村的村民，这座群山环抱的历史文化名村在首批传统村落评选中当仁不让地入选選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在63岁的刘成铁记忆中，昔日的家乡尽管封闭，但充满着生活的味道，如今村子不再荒凉，甚至经經常出现游人如织的情况，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空村，因为村民大多都已外出务工。
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冯骥才认为，立档调查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最终的问题还是要留得住人，如果没有人住，村规、民俗、村里的历史记忆就将消失，“乡愁”也就不复存在了。
冯骥才还发现，村落里同时時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他指出，传统民居建筑是民间文化的承载載空间，其中留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文脉记忆、艺术创造和生活方式。传统村落的每一处都凝结着先人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对于中国传傳统村落的有效保护与发掘，可以为中华民族存留更多鲜活的历史记忆憶和文化脉络。
“当务之急是坚决制止大拆大建中带来的开发性破坏。”2015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卞晋晉平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强调要保护传统村落，留住历史记忆。
这一话题在两会期间受到了多位委员的热议，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冯骥才对此更是“心有戚戚焉”。
“传统村落绝不仅仅是个建筑景观，那里有我们們中华民族对传统家园的精神需要，是根性的、母体的需要。”冯骥才说。
保护工作进入国家视野
事实上，传统村落遭到日益严峻破坏的状况，在4年前就进入了国家视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以下简称“四部局”）联合启动了中国國传统村落的调查。通过各省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的调研与审评工作，全国汇总的数字表明中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有近12000个。
2012年9月，由“四部局”联合成立了由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专家组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同年12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发通知公示了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当时全国28个省共646个传统統村落入选该名单，其中以贵州省最多，有90个；其次是云南省和陕陝西省，分别有62个、49个。
2013年8月，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示，共有915个村。2014年11月，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示，共有994个村。截至目前，我国已公布4批传统村落名录，共有4153个村被纳入保护范畴中。
除了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之外，2013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通知》，强调要通过科学學调查，掌握传统村落现状，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完成保护发展规規划编制。
时隔9个月，即2014年4月，“四部局”又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对保护对象实行挂牌保护，严禁拆并中国國传统村落，反对整村开发和过度商业化，加强村落活态保护，要让传傳统村落“见人见物见生活”。
意见计划用3年时间，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意见見提出，加强传统村落保护，要遵循“科学规划、整体保护、传承发展、注重民生、稳步推进、重在管理”的二十四字方针。并且要坚持六个原则：坚持因地制宜，防止千篇一律；坚持规划先行，禁止无序建设；坚持保护优先，禁止过度开发；坚持民生为本，反对形式主义；坚持精工细作，严防粗制滥造；坚持民主决策，避免大包大揽。
意见还指出，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主要任务首先是保护文化遗产。包括，保护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傳统民居等传统建筑，重点修复传统建筑集中连片区。保护古路桥涵垣、古井塘树藤等历史环境要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此外，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任务还包括建立保护管理机制。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落实责任义务，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出台支持政策，鼓励村民和公众参參与，建立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实施预警和退出机制。
在保护措施方面，除了完善名录、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加强強建设管理、做好技术指导之外，意见还强调要加大资金投入。提出中央财政考虑传统村落的保护紧迫性、现有条件和规模等差异，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统筹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議”财政奖补及美丽乡村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中央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资金，分年度支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2015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要做好中国传统村落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申请請工作。
通过梳理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國传统村落保护纳入国家视野之后，国家层面已经形成从制度到资金的全面支持。
传统村落保护急需立法
然而，近年来各地对传统村落、古老文化遗址维修修缮不到位的事件不断上演、频频被曝光，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传统村落保护亟须从法律和技术层面进進行改进。比如，从法律层面，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文物维修修缮的报批、施工要求等的专业法规，进行法律层次的硬约約束。从技术层面，颁布一部国家标准，可对各类维修修缮的操作标准準进行统一规范等。
关于立法的问题，尽管2013年10月，时任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住建部正在编制传统村落保护護发展规划管理办法。但如今已经过去3年了，该办法仍未见出台。
相比之下，地方立法却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中国商报·法治周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江西、贵州、江苏、揭阳市等省市陆续出台了相关办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見。其中《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今年12月1日已经开始施行。然而，地产立法只能保护本地的传统村落，且立法的地方也不多，很难对全国的传傳统村落形成系统性保护。
“物质文化遗产有《国家文物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古村落也应该有《中国古村落法》。”冯骥才曾表示，古村落的保护也不能变成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靠立法保护势勢在必行。
多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传统村落保护不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复古”，而是要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经济发展。因此，必须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享受到现代科技的便利，在当地能够获得生活来源，人们才会愿意继续續留在村子里。当然，在引入先进生活设施的同时，还要保证村落原有的结构基础不被破坏。
传统村落是民族的宝贵貴遗产，也是不可再生的、潜在的资源，呵护和守护好传统村落的底色，守住传统文化的根，不单单是永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责責任担当。因此，专家学者呼吁，基层部门必须转变观念，改变重经济濟发展、轻原始保护的做法，真正把传统村落保护落实好。顶层部门则則须做好设计，出台专门的法律和标准进行管理和指导，从而保住传统統村落的“底色”、留好传统特色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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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开发保护应避免雷同
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自从纳入到国家保护视野后，便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但让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學教授冯骥才忧心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却仍然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空巢化，一个是旅游化。
他把传统村落正在面临臨的现状比喻成“围城”——里面的人想要出来，而外面的人想要进去。
必须承认，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任何漂亮话都没用。“村里的厕所和城市不一样，往往是跟猪圈挨在一块，村民半夜要想上厕所必须要穿过冰冷的院子。”冯骥才说，一个最粗浅淺的例子足以说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村里人想出来，出来后也不愿意回去。
然而，一旦评上国家级級传统村落，让外面的人看到了旅游开发的价值，“手就想伸进来”。与此同时，村民追求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缺乏认知和意识。“现在很多村落的乡镇领导说古村落保护，实际想的是用古村落搭台，旅游经济唱戏。”
另一方面，“千村一面”的文化悲剧正在传统村落中重演。眼下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大致都逃不出冯骥才总结的“十大雷同”。
首先是旅游为纲。只要列入名录，村落的旅游含金量便会立刻提高，大家最想做的是马上开发旅游，而所谓的保护规划实际就是旅游遊规划。二是腾笼换鸟，把原住民迁走。三是开店招商。在各个古村落旅游景点里开店卖的商品都是一样的，旅游纪念品跟本地没有关系。四是装扮景点。村落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只剩下七零八落的房子，没沒有东西怎么办？那就买一些老家具随便一摆就说原来是哪个大户住的，然后把景点装扮起来。五是公园化。把村落美化起来，包括里边的园林，园林部门也愿意进村落。可园林跟村落又有什么关系？六是民俗表演，也叫非遗表演，当然是为了给游客表演，有的时候还拉来一些商业招牌。此外，还有农家乐、民宿、伪民间故事以及挂红灯笼的套路。
冯骥才认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应该是“活态”的，必须要让人住在里面才能保持村落的生机和活力。“竭尽全力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主要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准备的，而不是用来给游客看的，没有人住的村庄是没有生命的。”他说。
（责任 魏金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