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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普世文明》原题为《作家与世界》(The Writer andthe World)，出版于2002年。但实际上，这部报道文学集的大多数文章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奈保尔三十几岁，还远非功成名就，他跑到印度、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圣基茨岛、安圭拉、洪都拉斯、刚果、科特迪瓦、格林纳达、圭亚那……当然还有美国。他写下政治与非政治的长篇报道及速写，即使今天看来，它们仍属于这一文类中最出色的作品。
奈保尔的笔力到底有多强？看看他写毛里求斯的开头两句就知道了：
“六个木匠即将离开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前往南非的斯威士兰工作一年，这则消息刊登在毛里求斯第一大报《快报》的头版。可以少养活六张嘴了，六个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内不用担心了。”(第125页)
两句貌似事实陈述的话里隐含了多少层意思！为什么六个毛里求斯工匠到南非去待上那么短的时间，就说“六个家庭得救了”？为什么这么一件在我们看来完全微不足道的事情能上当地报纸的头版？毛里求斯社会的人口过剩、贫困、停滞、封闭、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还有人民的得过且过，都寓于其中了。
没有一篇真正深刻的报道可以是没沒有反思在其中的。对现象的反思，为杂多的事实提供了一个框架，只隻有框架立起来了，事实才能有所附丽，现实的多个层面、多个维度才能打开，我们这些观者才有可能见到一个立体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纯事实”，反而不是客观的，因为标本已经不是动物，僵死的事实只是现实被抽空了血液、风干了之后的结果。奈保尔的亚非拉报道，远比我们容易得到的关于那些遥不可及的地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的客观描述深刻、丰满、尖锐，他笔下的一切事实都因为处在他成熟的文明论框架下才活蹦乱跳的。
不了解奈保尔立场的人，也许許会觉得奈保尔对落后的那部分世界太苛刻了。但你一旦领会了奈保尔爾的意思，就会知道，那只是“公平”而已，看发达国家，是那个“公平”，看落后国家，还是那个“公平”。只是对落后的那部分世界、那部分人来说，“公平”就是一种苛刻，一种残酷了。
在奈保尔看来，肤浅、空乏、盲目……是永远翻不了盘的负面价值。落后，不管是殖民的后果，还是因为社会自身演进速度的问题，对它都是不需要恕辞的。落后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跟随先进者的步伐，赶上去。亚非拉的那些前殖民地、欠发达地区，奈保尔对那里哔哔啵啵兴起的政治运運动很少同情，因为对他而言，“真正的去殖民化应该是同化的完成”(第365页)。也就是说，你撵上了殖民者的步伐，你才算彻底去殖民化了，才算彻底在物质和精神上“脱贫”了。否则，你在贫困、停滞、封闭中对自由、进步、幸福的向往就只能是发痴和意淫而已。对贫困尚可同情，对意淫我们有什么好同情的呢？我们留给意淫者的，只有鄙夷的神色了。
奈保尔的文明论框架，也许总体上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仍然得说，这是一种一元的框架，是在西方文明的底色上勾勒出来的框架，尽管我们也隐隐地感到，在阿基里斯与龟的赛跑中，龟是没有议价权的。或许最能暴露出奈保尔文明论的薄弱环节的，就是他一直褒扬的“野心、奋奮斗和个体性”(第607页)了。引导他走出落后的殖民地、走向“文明”的，正是这个“野心、奋斗和个体性”。但“野心、奋斗和个個体性”的合法性是天然的吗？是否只有在掠夺、争斗和无情倾轧中，“野心、奋斗和个体性”才变成最可贵的品质呢？奈保尔选择了“文明”，但那是胜利者的“文明”。是否除了胜利者的那一个“文明”，我们再也想象不出、创造不出别的文明来了？我不知道。 □ 乔纳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