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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新金属”和“硬核说唱”的风潮席卷中国摇滚乐，不仅给当时的乐迷们带来了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limb Bizkit，Korn 等欧美新声音，也让中国摇滚乐萌生出自己的新金力量——“痛苦的信仰”，“瘦人”，“液氧罐头”，“扭曲的机器”等一批乐队横空出世。其中一支乐队的音乐态度和舞台风格备受业内人士和乐迷们的好评，他们就是病蛹。一个如果你喜欢中国摇滚乐，就不可能不知道的乐队。
能够观察这个世界的人，根本不需要杜撰什么，也用不着非去找一个宝贵的、敏锐的灵魂来作为入口，任何人，农民，醉汉，狗，马，虫子，都可以成为材料。病蛹就是如此。从 2000 年到 2012 年，低调却踏实，低产却惊艳。从他们的音乐里感受到的愤怒和自信，使得他们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真正摇滚乐手的态度；又像一个矛盾体，好像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沉寂得让有些乐迷疑惑：咦？他们还在？
带着两百多公斤的设备，上路
《文周》：谈谈这张 EP 吧，从 2002 年 8 月到现在第二张 EP，隔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有一些理由么？
病蛹：原因还是挺多的，交叉在一起。中间其实还是有机会出专辑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对作品不太满意。并且人员、时间和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事情太多了。现在想想 08 年不插电演出的时候应该录一张。那个时候编曲，人员各方面都挺好的。
《文周》：这次选择出 EP 而不是整张专辑也是因为作品的原因么？这次的 EP 在制作和发行上和之前比有什么不同？
病蛹：做 EP 是想把已经做好的歌曲抓紧时间先发出来，不想攒十几首再一起出专辑，我们马上还会再录音的，这次就是走一个流程，因为很久没出唱片了，有合适的契机就做一个。这张 EP 全程都是我们乐队自己完成的，这就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预判，这样先做着，一步步下来我们会更有信心更完整地去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
《文周》：这次巡演去了几个地方？
病蛹：这是我们第三次巡演，走了 18 站。这一次是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次，录完专辑就开始准备了。还是磨合了挺长时间的，线路，工具，交通，后来觉得开车可能更好玩一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开车可以满足设备需求。设备预期两百多公斤，但是后来不止这个数字。很多 livehouse 都说没见过乐队这么巡演的，把设备全带上了。我们几乎把能带的都带了。最后结果我们也觉得带对了。这是很好的经验，以后做摇滚乐的朋友巡演，有条件也可以尝试一下，满足自己也满足了乐迷。这是我们吉他手王劲在美国看演出的时候学习到的。无论是大牌还是不出名的小乐队，都是自己带设备。
《文周》：对这次巡演效果满意么？
病蛹：我们觉得还挺满意的，当然不足的地方还是会有，但是基本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了，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累。这次巡演我们确实计划了很久，多少预算？多少设备？都是需要实践才能明白的，下次肯定会把这次出现的问题再修正。
叫嚣的批判
王小波说：“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病蛹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全部融进了音乐里表达出来，从《生活改变诠释》到《事实改变诠释》再到“所有的语言都是这么苍白却反而显得含蓄”，足以说明病蛹乐队现在的音乐和生活态度。虽然年龄不断增长，队员几经更迭，他们依旧无法装腔作势地唱颂歌，放弃怒吼和批判。
《文周》：你们最近几年的曝光率很低。
病蛹：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宣传，更多的还是在作品里，低调点吧。我们不希望把宣传做得太过了，不太会想起来说要在专辑录制期间搞点自我宣传什么的。
《文周》：之前很多人都认为病蛹解散了。
病蛹：对。但那不是之前么？现在专辑也出来了，也做了巡演，各方面都没落下，这都是挺正常的事儿，重要的是作品怎么样。
《文周》：这几年好像突然一下子，乐队数量突飞猛进，年轻一代涌上来，有没有危机感？怕不怕会被时代淘汰？
病蛹：淘汰不至于吧，这才刚刚开始（笑）。一个磨合了很长时间的乐队和一个玩一两年的乐队相比，作品上肯定有差别，对音乐的认识肯定就不一样，我们也是从年轻乐队时候过来的。现在很多好的年轻乐队肯定是有自己的优点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我觉得换血肯定是好的！
还有就是观众的素质。你到底是一个具备摇滚乐素质的观众，还是一个具备“伪摇滚”素质的观众，还是来看热闹的观众，这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这是双向选择。有的现场人特别多，但是你能说那是摇滚现场么？这个东西说不太清楚。
《文周》：再次走到众人面前，压力大不大？
病蛹：到了这个年龄，怎么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音乐形式，其实每个人心里裏都有一个概念。有些东西是表象的，有些人可能只是想通过摇滚乐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经过树村和霍营时代洗礼的人在精神层面上会和有些乐队有质的不同，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是战士，他们会为爲自己喜欢的东西付出时间，青春，而这些都是无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间隔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作，其实是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位，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很大，必须学着慢慢把这些压力卸掉，然后认定自己走哪条路，不断地寻找和修正。
《文周》：对于之前一起在树村、霍营的乐队，有的改变风格，有的签了一些有营销能力的公司后，现在变得很受欢迎，音乐节、巡演不断，你们面对这些，心态上有没有受到影响？
病蛹：这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情，因为能够正儿八经摇滚你的生活，摇滚你的思维的这种观众其实特别少。更多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态。
有的乐队可能经过一些特别的营销宣传之后，把摇滚演出变成了一个比较“时尚”的活动，好像谁去参加了谁就很“时尚”。但实际上摇滚乐类似宗教，如果你正儿八经的入了这个教以后你会觉得特别舒服，“我”和“你们”不一样，精神层次不一样。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有点可悲或者有点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大部分的人没有这种思维，可能就是好玩儿而已。
现在有的公司可能就觉得我不需要你想这么多，只要你能来我这儿消费就行了。可我觉得摇滚乐不是一个产品，摇滚乐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到了一个地方生根发芽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感觉，这还是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会會“回来”并且重新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挺难选择的，包括音乐风格上的走向，他（采样徐凯）给了我很多启发，给了我很多音乐上的想法。
《文周》：想过改变音乐风格么？
病蛹：音乐方式可以改变，我们也不是做不出来柔歌儿，只不过现在不想玩，还没到那个时候。现在还是想表现很多粗粝、狂躁的东西。你可以说“叫嚣的批判”。要是真有一天玩 trip-hop，一样都能玩儿。别说，哦，他们是重型乐队，玩不了别的。我们不是。国外有好多重的乐队，柔歌做的特别好。
病蛹选的这這种音乐风格是不容易玩好的，对设备，对每个乐手的素质，要求都挺高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费力不讨好呢？其实我们拿把箱琴也可以来一场。但是我们就会考虑，功率够不够？设备状态好不好？都是这這样。但实际上我觉得想做好，就必须得有要求。
《文周》：在不在乎歌迷的流逝？
病蛹：现在不会像以前那么在意很多东西，歌迷、观众多少不会有多大区别。现在病蛹乐队隊的状况我们觉得也很正常，毕竟中间停了几年，当年病蛹如果没停，一直走下来效果肯定会比现在好，有失必有得吧。应该这样看，也只隻能这样看。过去的就过去吧，还是展望未来吧！
树村式乌托邦
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揣度那时树村乐手们的心理，我想，恐怕连乐手自己也没法用语言完整地描绘出那个时候的思想和生活状态。大多数人只是在一旁观望，有些人甚至狂妄地判断那个时候中国摇滚乐的状态，替他们在做一个又一个的总结結。病蛹乐队所呈现出充满正气的暴戾、愤怒、批判、自信和谦和也和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周》：说到树村时代，大多数人还是会用“怀念”、“美好”这些词来形容。你们当當时是因为自己真的愿意这样过生活，还是被大环境所带动的？
病蛹：没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了解的，实际上那就是一个乌托邦。全国各地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汇集到那里去，那时候大家可以说对物质上一点要求都没有，那会有很多朋友一起住在同一个個地方，做一样的事儿，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特单纯。那会肯定物质質条件不好，但不觉得苦，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让人特别满足。每个人都会面对着每个月 200 块的房租，大家都是平等的，没人跟你比物质，我们去的是同一个餐馆，今天可能我说我没钱交房租，明天就轮到他了... ...
《文周》：会不会因为那时時物质比较匮乏，年轻人想的都是怎么思想解放，你们就被凸现出来了？现在百花齐放了反而人们不会那么极端了，因为没什么值得激烈的了。现在能国际联网，有电视，有国外最新的音乐和电影，即时通讯。这样又改变了你们的境遇？
病蛹：媒体和通讯的发展，传播比原来更快捷，大家更容易发现一个新鲜东西。之前音乐节和音乐节观众的数量和现在没法同日而语。现在喜欢或者接受摇滚乐的人是更多了，这肯定是一个事实。原来是因为媒体的不发發达还有对国外音乐关注的人少，所以显得摇滚乐很独特。
原来外地的乐手都会去树村，因为只有那个地方容得下他们們，不像现在哪儿都有（乐队）。
一些国外的文化、音乐风格慢慢地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也被更多人接受，接受以后也就习習以为常了。现在主流的很多艺人都在搞乐队，这也算是现在主流的触觸角伸向了摇滚乐，或者说这个界限现在不是那么分明了。
《文周》：树村时代，好像唯一支撑下去的就是“相信”和“理想”？
病蛹：这不就是魔怔了么？那个时候玩乐队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树村给你提供了环境，没有障碍，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文周》：饭飯都没得吃了，还相信什么？就像一个信神的人，突然一下家破人亡什么都没沒有了，他怎么去坚持信仰？
病蛹：那个时候树村有两兩三个摇滚餐厅，为什么叫摇滚餐厅，就是老板和这些摇滚乐手都特别熟，你没钱了但是想吃盖饭就可以直接去吃，欠着都行，吃饭可以刷脸。这些点滴都是这个村子能够维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地方的大环境导致这帮人在那儿饿不死，不是没钱了干饿着，那是 1942（笑）！
当年很多乐队都是在树村组建的，首先就是好找乐手嘛，在音乐上、生活上互相扶持，才让每一个人觉得有戏，能坚持下去。打个比方，在北京，你明天要去买个电脑，你第一反应應是去哪儿？中关村。为什么是中关村啊？（哈哈）其实就是这样。原来不止树村，还有一个画家村，比宋庄更远也更穷（笑），一帮画画的聚在一起。
《文周》：可是后来你们还還是离开了。
病蛹：主要因为那边开始拆房子了，而且后期树村越来越有名了，聚在那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有一些乐手件比原来好了，就走出来了。大家就发现原来楼房也挺好住的（笑）！于是就搬到霍营了，霍营的楼房便宜。
一念既出，万山无阻
我一直相信有些人是幸运的，当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在迷雾中的时候，他们有力量在现实世界用理想铺路并且能一路走下去。十年来，病蛹乐队成员的思维在变，生活在变，同时也有很多人因受了他们音乐的影响而改变着。一念既出，万山无阻。
《文周》：你们好像很随性，也不着急，自自然然的。
病蛹：这是一件着急也没有办法的事儿。我们几个也不会闲着，平时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别的事情做。
《文周》：有些乐迷会对你们这样的“老乐手”，“老乐队”有一个更高的期许許，希望你们能带动这个圈子的发展。
病蛹：现在圈子已经发展挺好的了，已经不需要我们带动了，而且这不是仅凭乐队带帶动起来的。现在国内音乐节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时時候，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live house，设备也跟上了。
《文周》：有的乐队到了一个年龄段，有了家庭概念的时候，会说现在希望的都是一些有爱的东西，比较平和，开始歌唱生活。你们会不会也加入这个阵营？
病蛹：从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自己到那个时候了，还不用提前感悟生活。三十多岁正是年轻，正是燥的时候，还是不要提前老龄化了（笑）。但是这个只能代表自己，代表我们乐队。可能别人因为很多原因开開始喜欢别的风格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喜欢这个，还不想改变。
《文周》：你曾在医学院读过书，有设想过自己还拿着手术刀做手术的生活吗？
病蛹：没太想过，这也算是一个命数吧。
《文周》：会不会就此变得越来越现实？因为年龄，因为家庭，都拖家带口的。包括徐凯还有了小公主。
病蛹：找一个平衡点吧，要求别那么高，欲望是没边儿的，对欲望的控制力强一点，知足就行。很多人不了解真正的音乐人对音乐的那种热爱。我更愿意说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不是理想和梦想了，没有那么复杂，音乐已经融入生活了，好多人没这么幸运。
现在很多人的“理想”，都是“欲望”。有一个大房子，能在单位做到某某职位等等，这和中国的大环境，教育模式都有关系。
《文周》：之前说自己是“病蛹”，现在还是这个感觉？
病蛹：现在肯定不是“病”的感觉了。这个名字是刚到北京的时候在那个状态下起的。但是现現在的境况和之前肯定大不一样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力量，不再是蜷缩縮着的感觉。
《文周》：有想过去国外演出么？
病蛹：在国外演出语言是个大问题，外国人肯定不明白你唱的是什么，但实际上乐队的水平，状态都很好了。我在国外看的很多演出里，出名的乐队都很好，但是地下的一些，好的很少。而且我可以说像我们去的话，已经是比较成型的乐队了。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肯定不会拒绝。
记者手记
现在许多的摇滚乐演出更像是娱乐大晚会，荒腔走板，装腔作势。但是每当我看到病蛹演出，就能看到一种好像还在地下的精神。这不是签约哪个唱片公司就能改变變的，也不是那种人挤人大声合唱热泪盈眶甚至有人求婚的场面。可就是这几个男人，短短用了几年时间，完成了从病蛹到蛹的阶段。从他们身上能看到这个时代已经逝去的很多东西。他们的存在，让我想要急于向现在的人们证明，乌托邦曾经那么短暂地出现过，哪怕就那么麽一瞬间，哪怕只是那些人心里的主观能动性。我无法回到那个时代，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真正“熬过来”的他们。我无权质疑，只能带着后辈的一些猜想，去不断地证实，和找到一个真实乐队的状态，红极極一时到慢慢沉淀几乎不再发声的点滴。感谢他们的谦和和耐心，成就了这次有趣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