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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文图
大量白银的流入使清朝时期的货币体系得以完善，而后来的白银流出则使之濒临崩溃，从而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可谓成也白银败也白银。
中国一直缺乏金银等贵金属的矿产资源。虽然白银从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当作货币使用，但直到明中叶以后来自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流入，白银才成为中国主流货币。
为了寻找黄金，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欧洲从此走上历史的中央舞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欧各国群雄争霸，轮番登场，除了传统的奴隶贸易，来自美洲的金银成为欧洲兴起最大原始资本。“阿根廷”在西班牙语中就是白银的意思。历史学家弗兰克指出：“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从1500年到1800年这3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
成也白银，败也白银
清中期以后，源源不断流入的白银逐步取代铜钱的主币地位。据清代的宫廷档案记载，“大抵自宋迄明，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白银的货币化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首先，货币供应的宽松激发了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其次，白银打破了铜钱货币的传统格局，特别是明朝政府将白银作为国家财政主币之后。随着白银与铜钱之间的供应量的变化，银子与铜钱的购买力长期处于波动之中。白银多的时候，铜钱的购买力就上升；反之，铜钱就贬值。同时，因为白银大多来自海外，这造成偏远内陆地区银子奇缺，铜钱流失严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迄矣。”
与传统商品相比，白银价值更大，需求更广，因其成色来源不一、规格和品种繁多，再加上不同地区和时间的价格波动，白银贸易利润高，交易量大；但白银交易也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一个学徒需要多年才可以掌握白银的鉴别技能。白银很快取代传统的盐茶马布，成为中国商帮的主要商品。18世纪末，从事银钱交换、跨区汇兑、收受存款、出放贷款的私人钱庄和票号大量涌现，这反过来也促进了银圆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以跨省为主，钱庄则逐渐本地化。钱庄根据客户的存款额度，发行不记名可流通转让的银票，这实际就是准货币。票号以连锁形式构成强大的金融网络，推动了民间资本的聚积和手工业的发展。以票号著称的晋商在鼎盛期其资产约有1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按照贡德·弗兰克在《白银銀资本》一书中的估算，自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据东印度公司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1700—1830），流入中国至少有5亿元白银，这些外国银圆价值合1亿英镑。鸦片战争其实是白银战争，与其说是因为鸦片，不如说是因为白银。鸦片贸易使清政府国库储备備的白银从1793年的7000万两减少到1820年的1000万两。当初大量白银的流入使中国货币体系得以完善，而后来的白银流出则使之濒临崩溃，从而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18世纪初开始，来自西方的银圆圓逐渐改变了中国的货币格局。根据当时的记录，“番银自嘉庆时入中国，其初每钱值六七百文，道光间盛行，公私出入，非此不济，值亦渐长至千二三百文。”晚清时期的鸦片贸易和对外赔款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铜贱”。银钱之比从1807年的1比970增加到1840年的1比1644，1849年更是达到1比2355。铜銅钱贬值招致人们销钱铸器，使铜钱更加短缺。“钱贱银昂，商民交困”。1851年，南方爆发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对對清朝来说，白银既是国内结算货币，也是国际贸易的交易货币，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随时都会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南美独立运动也会引发發中国严重的货币动荡。从某种程度上，白银紧缺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清时期的海禁同样导致白银供应紧张。
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财富损失近半。1856年，墨西哥银圆代替传统的西班牙银圆成为各大洋行的主流通货单單位，中国银贵钱贱的危机才得以缓解。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价值低重量大品种杂的铜钱作为货币已经被边缘化。
从银票到银行
1821年，英国首先采用金本位，随着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商业帝国，以黄金为基准的英镑也成为世界最强势的货币。欧洲和美国随后跟进。西方国家采用金本位，使失去货币功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充足的白银供应和现代制币机的引进，使机制银圆（“龙洋”）成为主流货币。在此之前，外国银圆早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硬通货。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币制的紊乱情形，实为西方各国所未有。”机器压铸的外国银币无论成色还還是重量都非常统一，而中国银锭每次交易都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因此后者逐渐被前者淘汰。特别是墨西哥制造的西班牙银圆（“鹰洋”）最受欢迎。和珅被查抄的家产中西洋银圆达58000块。道光时時期，西方银圆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被各省用来缴纳赋税。西洋银币的坚挺引来大量的仿制者，但这些拙劣的仿制银币遭到普遍抵制，曾主张自铸银元的林则徐叹道：“民禁胜于官禁。”
1535年，西班牙在墨西哥城就建立造币厂，大量生产银币，这种西班牙“本洋”成为中国最受信赖的货币。墨西哥独立之后，“鹰洋”逐渐取代了“本洋”。到1911年，中国流通的鹰洋达4亿到5亿元。从17世纪起，以银币为主的墨西哥比索就成为世界货貨币。虽然18世纪后比索大大贬值，但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丝毫没沒有动摇。1873年，全世界还有一半国家将比索视为法定货币，但1905年，墨西哥以金本位制取代银本位制，标志着西班牙白银比索的陨落。当时只有中国和墨西哥还在用它，而其后20多年间，白银的价格跌掉了一半。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币制的紊乱情形，实为西方各国所未有。”事实上，以日升昌和胡雪岩为代表，这些票号和钱庄的生存基础是地区阻隔和白银的非标准化。中国的金属货币基本都是以重量代表其价值，特别是金银类贵金属屬，块状饼状还是条状并不重要。中国古代铸币主要采用钱范或母钱翻砂铸造。西方铸币历史悠久，基本实现了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机器压铸的外国银币无论成色还是重量都非常统一，而中国银锭每次交易都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因此后者逐渐被前者淘汰。特别是墨西哥制造的西班牙银圆（“鹰洋”）最受欢迎。道光时期，西方银圆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被各省用来缴纳赋税。魏建猷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中说，“清政府虽然提供地方使用的通货，也规定了银锭的形式和重量，但是它对前朝货币的放任流通，对国内或国外私币以及私人发行的银、钱票未予管制，这都说明中国不存在货币主权的概念。”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張之洞从英国伯明翰引进冲床和技术人员，设立广东造币厂，开始铸造法定银圆“龙洋”。1893年，张之洞又开办湖北银圆局。“机器铸钱，制精工速。”各省纷纷效仿，引进制币机器，一时银圆供应过過剩，且品种不一。导致龙洋反不如鹰洋之通用程度。这种混乱直到民国三年才被标准“袁头币”（也称“袁大头”）统一，根据当时制定的《国币条例》，“一元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与此同时，标准化的铜元也取代了古老的铜钱。西式制币机器结束了传统孔方兄的形制，实心无孔、大量生产的圆形铜币成为低面值货币——“铜板”。至此，有钱无眼，无论银币还是铜币，形制相同，无关重量，单位都是“圆”。
对中国现代史来说，张張之洞无疑是最具有开创精神的政治家。在铸造银币的同时，他还发行了与银两等价的纸币；考虑到印刷质量和防伪，这100万元纸币全部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制。中国由此拉开了现代纸币时代的大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这就是“中国國通商银行”，对外称“中华帝国银行”。
在古代中国，“银行”一般是指经营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的店铺，有时也叫“金银行”，主营银器，属于“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时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纱市、盐市、牛马市，也有花行、鸡行和银行，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一条街，类似现在的专业業市场。与“政府”“图书馆”等现代词语一样，“银行”一词作为现現代金融机构来自日语。日本早在1775年就开始制造银币，这些制币厂被称为“银座”。明治维新后，日本仿照美国制定《国立银行条條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又仿照日本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银行”变成为现代金融机构的代名词。讽刺的是，“银行”的出现不仅使传傳统钱庄和票号日落西山，也终结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