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新闻《一说是英雄,他们就不看《警察日記》的困惑》

主旋律电影的麻烦

作为中国特有的类型片，“主旋律”养活了从制作到发行的一套人马，《时差7小时》后，包场埋单不复存在，一套人马，人仰马翻。

主旋律片开始变种，大片式的《建国伟业》，靠的是明星撑场；默片式的无名片，“指哪打哪”，拿奖后直接入库。

有人不信邪：艺术片导演、民间老板都来操持“主旋律”。不变的困惑是，观众怎么看，“有关部门”怎么看。归根结底，电影，还是市场说了算。

每年春节，父亲坐在上座，做年终总结：今年老大不错，生意又赚了两个亿，咱们就兴旺；老二我觉得你哪个哪个案子做得不错，但是你什么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总结完了，全家才开始喝酒。

宁瀛很想拍这场戏，最终因为拍起来花钱太多，取消了。

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导演宁瀛的映后讨论会不怎么愉快。两个月前，这里放映了她18年前执导的《民警故事》，这晚放的则是她2014年3月21日公映的新片《警察日记》。前者以极度纪实的语言讲虚构的北京片儿警故事，一向颇多赞誉，英国《泰晤士报》当年评价它是“北京警察日常生活面貌，荒诞、诙谐又令人不安”。讨论会的主持人问宁瀛，都是写警察的电影，为什么18年之后拍了这么一部像主旋律的作品。

宁瀛不同意说《警察日记》是主旋律电影。在主持人又提了几次“歌颂英雄”之后，“我就特别武断地打断她，把她轰下台了。”宁瀛说。

《警察日记》的主角郝万忠，生前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2011年去世后，他确实成了英雄。电影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投资拍摄，影视制作人呼和巴特尔拿到这个项目，这是他第一次做电影。经历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呼和巴特尔最后找到宁瀛当导演——他在一本《艺术电影速查手册》上看到了宁瀛执导的《民警故事》。2013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警察日记》的主演王景春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我只写反面人物”

郝万忠从普通巡警考上刑警，进刑警队报道那天就赶上大案子：一家人正办婚礼，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楼道，另一家住户被人灭门。这个案子伴随了他的整个刑警生涯。宁瀛翻看了郝万忠留下的68本日记，每一年，他都在日记里整理一遍案情。

“案子没破，专案组是不解散的，从他刚上任的时候接触这个案子，到最后他成了局长，变成专案组组长，都没破案。那个楼慢慢变成了一个空楼，所有人都搬走了。”这桩悬案被安排在影片叙事的两端。片尾郝万忠又一次回到案发现场，因为秘书告诉他，那楼要拆了。十几年里他时不时会去一次。蛛网遍布、积尘经年的荒屋，墙上血迹仍在。两星期后，在公安系统的一次“局长比武”中，他跑了1000米，心脏病发作离世。

头尾之间，影片铺陈了郝万忠的主要事迹：冲进住宅扑倒持刀伤人男子，狙击手子弹划破了他后背的警服；替堵截高速路的民工讨薪；带队抓捕嫌疑人后独自折回一贫如洗的农舍，在嫌疑人母亲身前放下一叠钱；大年夜把妻儿送到父母家楼下，在妻子怨怼的目光中转身上了等候他的警车……

片中一个记者的调查串起了这些片段。总编辑把这位资深记者叫进办公室，当着公安系统宣传领导的面，把采写这位英雄模范的任务交给他。“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只写反面人物。”记者黑着脸拒绝，“我把他写成英雄了，他经得住网上人肉搜索吗？”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政文采访部主任、高级记者汤计客串出演那位总编辑。他是记者的原型，郝万忠的报道是他采写的，电影里那几句台词是他的原话。在2011年接到任务写郝万忠事迹时，他已经多年不写树立典型的报道。上一次写是2004年，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因病逝世，汤计为牛玉儒写的长篇报道，得到胡锦涛的重要批示，号召全体干部向牛玉儒学习。“那以后我决定不再写这种报道，”汤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官员风气下滑很快，我怕再写一个典型，经不起时间考验，过两年发现有问题，那不是坏了吗？”

他反而给自己定了个指标，每年写三篇重点舆论监督报道。他写了《王木匠“神话”的破灭》——呼市公安局建成仅4年的11层指挥大楼给炸掉了，为了给“西北第一高楼”腾地方，结果发现项目背后所谓的港商，是个小学文化程度的骗子；他写了《万萬里大造林还是万里大坑人》，写了赤峰市原副市长《草原巨贪徐国元》等。

接到写郝万忠的任务，汤计疑虑重重：“那时候鄂尔多斯名声非常不好，民间非法集资很多。这這样一个地方的公安干部，真的一点没问题？”分社老领导導也劝他慎重，“别一世英名栽在这儿了。”但内蒙古公安系统的游说让他难以回绝，“他说我们們知道你是拿放大镜看人，真是经得住你检验，我们也放心了。”

你给我钱干嘛，你来毁我啊？

“他真的不爱钱，他爱惜羽毛。”经过大量采访调研，汤计得出了这這样的结论，“官总得有人当，你弄一个爱惜羽毛的、能办事的，总比弄钱的强。”

郝万忠的确没有爱愛钱的必要。电影里的记者采访郝万忠的哥哥，戏是在一辆宾賓利车上拍的。那真是他哥哥的车，“我们可没钱租辆宾賓利来拍戏。”宁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郝万忠的哥哥经經商，资产20亿。1990年代中，郝万忠还是个中学教师師的时候，哥哥已经是成功的商人，郝万忠要去考公安，哥哥非常不屑：你到我这儿干，考公安干什么？

但穿制服是郝万忠挥之不去的情结。拍摄之前宁瀛采访了郝万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生产队队长，很聪明的农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初，郝万忠的父亲干过建筑築队，因为工伤，不能再干体力活，就去一处看守所当了伙夫。看守所的子弟从来不带郝万忠玩，因为他们的家长是穿制服的，而他家里不是。

郝万忠的司机给宁瀛详细描述了郝万忠拒收人情的场面。一个公司老板有求于公安局，他的夫人来给局长送钱，郝万忠用极糙的脏话把女人骂了出去。“我就分析他为什么这么过激。这个根本就不是他要的东西，正相反，他看到这些贿赂的人是极其反感和不耐烦，不能容忍的状态——你给我钱干嘛，你来毁我啊？”宁瀛说，“他也并不是一心为民苦哈哈的那种。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郝万忠的父亲给宁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父亲有特别能干，特别正直的一面，教育他们要走正道，要出人头地。但是也有特别自大的一面。他父亲住着别墅，跟我说，我完全靠我自己，不靠这两个儿子，我能够给我所有的子孙每个人两百万。”

郝万忠当上公安局长，已经快40岁时，还会不时把父亲请到单位去，在一些大事上听听父亲对他的意见。每年春节家里聚会，都是父亲坐在上座，做年终总结：今年老大不错，生意又赚了两个亿，咱们就兴旺；老二我觉得你哪个哪个個案子做得不错，但是你什么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总结完了，一家人才开始喝酒。“是一个很有家规的底层农民家庭。”宁瀛很想拍这场戏，但是拍起来花钱比较多，剧组得到的场地又不理想，她不愿敷衍着拍这个家庭聚会，干脆取消了。

是不是“高大全”？

电影里有一场戏，一群拿不到薪水的民工上高速路口堵路讨薪，局长郝万忠到现场处理。他叫手下民警把欠薪的老板带到面前，“三天时间，要不你拿钱，要不咱们看守所见”。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之后，有学生追着宁瀛问，你这不就是写了一个“高大全”吗？

“他的出发点是对底层人的同情。他也是底层層出来的。但其实他的方式不那么合乎法理，等于是威胁，我就拘你。没有什么依据，很直接的。”宁瀛并不承认这是“高大全”，而是有的观众进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我不能责备这些人，但的确你的思想自由被绑架了。”

她希望描述这个個人物的真实性格。另一个案例她曾写进剧本，但最终公安系统不建议使用。在准格尔旗当局长前，郝万忠在另一个旗任公安局长。到任不久，他注意到大门外天天有个“疯女人”抱着孩子请愿。同事下属都说别理她，这人闹了好几年，就是个疯子，孩子挺惨，手被雷管炸坏了。郝万忠让人把女人叫进来，问清事由：孩子在街上玩，捡到雷管，也不知深浅，玩着玩着爆炸了。当地有很多家煤矿，而且过去这么些年，根本不可能找出来那雷管是谁家的。

郝万忠问女人，30万够不够赔偿你孩子，你就不要到局里来闹了好不好。女人讨了几年公道没有结果，一听这话激动得给跪了。他把女人带到地图跟前，让她指出来在哪儿炸的手，以这个位置为圆心，以最小半径画圈，哪家煤矿最先被圈进来，就出这這30万。简单粗暴，但问题解决了。

影片里郝万萬忠侦破了“鞋店杀人案”，带队到嫌疑人家中布控抓捕。嫌疑人押上警车，老母亲追出来呼喊着阻拦。在一个個煽情的慢镜头里，郝万忠从警车前转身折回老人家中，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木然无措的老人面前。

“他跨步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仿佛走回了自己年轻时的身世。”宁瀛这样考虑这个镜头，但她又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么一写，容易让排斥主旋律的人认为你不过如此。我完全可以让他跟司机说，把钱给老太太，太不容易了。但这太廉价了。我的镜头永远在尽量把你拽到人的层面看郝万忠，而不是道德评判地去说这个事做得太英雄了。”

英雄是郝万忠身后被加上的光环。影片中写到的鞋店杀人案，曾经拍摄成专题片，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天网”栏目中播出。电视里的郝万忠，就是普通的一个基层公安局局长，不带任何英雄色彩。描述成为英雄之后的郝万忠变得困难，“你刚说这个人是一个英雄，还没赞美呢，他就逆反式地不能再看。有些话题已经被打上那么深的各种烙印，有的词汇都被染成了某一种颜色，说话就变得很难。”

在《警察日记》里宁瀛感到的是双向的挑战：一边是用旧有的“英模主旋律”标准来要求影片的人，要让他们接受更客观的阐述方式；另一边是因为排斥主旋律以致对人性力量已经經失去信任的人，让他们得到某种感动，更加宽容地审视身边人事。

郝万忠的妻子是宁瀛惟一没能采访到的人。她农村出身，最初和郝万忠是一个学校的教师。郝万忠去世后，她曾经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之后一概拒绝。“他妻子恨透了。他们这样的工作量，你们给他们做体检吗？她就问公安局，你们说他是个英雄，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你们想过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性命吗？”宁瀛说，“从人本位出发，其实影片里裏有很多对现实的很冷静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