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莉丹 上海报道
“我请求法庭花一点时间，关注若干证据……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正确定义的问题。但是，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认为，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发表如上辩论讲话。
这段录像资料是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远赴美国录制的。黑白影像资料中，向哲濬一身西服，英文流利，从容淡定。对于现年73岁的向隆万来说，他是在“打捞”东京审判的史料的十年间才逐渐了解父亲当时的所思所想的。
沉默的父亲
有着4排形按键的“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装在一个小箱子中，机身黑色，微微泛黄。
在向隆万的记忆里，在他5岁左右，父亲向哲濬常常在这架“雷明顿”牌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半天，敲出一页又一页的英文资料。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儿时的向隆万的印象中，那段时间，父亲向哲濬总是行程忙碌，有时父亲晚上会通宵打字赶文件，有时次日一早就赶往南京或东京，极少在上海的家中停留。
他记得的是，在东京审判期间，有一次父亲回国取证后，启程前往东京时，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去龙华机场送行。另外就是1946年，那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约瑟夫·季南来上海，14岁的哥哥坐在季南的膝盖上吃饭，那是多年后哥哥跟他提及的片段。
这些遗珠，散落于向隆万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并不清楚父亲与东京审判之间的关联。
而今，这位神情和悦的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有各种各样与东京审判有关的资料，一些文字、影像和图片资料已经被处理成电子版。十年间，向隆万数次远赴美国或托友人从台湾、日本等地去“打捞”有关东京审判的史料，他不仅对这段历史信手拈来，也在史料中重新认识了父亲向哲濬。
向哲濬（曾用简化字向哲浚，字明思），湖南省宁乡县双江口人，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归歸国后曾任北京、法政、北京交大等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向哲濬一角由香港演员曾江饰演。但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親历者及后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不乏情节節与实情不符之处。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当时的一个境况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11 位盟国法官都已辞世：1973年，曾担任东京审判法官的梅汝璈辞世；1987年，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也因病去世；2003年，曾任中国检察官顾顧问组组长的倪征日奥亦离世……向隆万隐隐有个担心，“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这样断掉了。”
向隆万那时才发现，父亲向哲濬在生前也极少提及这段经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錄的念头，第一次是在1956年，次年“反右”开始；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久后“文革”开始，两次均受限于时局，“他选選择了基本不说”，向隆万回忆。
而在父亲向哲濬病逝后，年届八十的母亲周芳在旧日历纸的背面写下了对對父亲的回忆录，即《良师爱侣忆明思》，母亲周芳系出名门，其父周震鳞为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黄兴“辛亥革命”的战友。向哲濬和周芳结婚时的证婚人是程潜先生，介绍人为章士钊先生。“在母亲好几十页的回忆录里，关于东京审判的只有几页。可能他那时時候觉得跟夫人讲了也没什么用，而跟子女讲，他们就更不懂了。到后後来，他就更不讲了。”2014年8月，上海入秋的一天，向隆万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實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向隆万都会面临有关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问询，但当时的他无法交出答卷。在2005年9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話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通过这次讲话，向隆万意识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发生。
“打捞”史料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这些战犯中包括东条英机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元凶。远东国际法庭由中、美、英等11国指派组成。庭长为澳大利亚法官韦勃爵士，检察长是美国法学家约瑟夫·季南。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1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参加审理。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批复当时的外交部：“拟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梅、向二人因此分任中国法官和中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梅汝璈为向哲濬的清华师弟，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毕业。“梅汝璈和我父亲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他们都是学四书五经出身，家国情怀很重，又接受过东西方最好的教育。”向隆万说。
而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加上前期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间，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數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時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級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与此同时，东京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但彼时蒋介石的心思已关注内战，对东京审判甚少过问。
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当面跟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坚持每天将东京审判的庭审记記录整理存档，一式两份，两年多下来，保存并整理了两大箱资料，高文彬与向哲濬为此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两大箱资料运回中国，这两兩份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后来这两份资料都下落不明。后来我问了上海图书馆和国國家图书馆，他们答复说都没有东京审判的史料；我也问过南京第二档檔案馆，他们说正在整理，后来也没有下文……我那时只是想找到这些史料，了解当时我父亲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其间的一个插曲是，倪征日奥的女儿倪乃先后来告诉向隆万，她曾在北京的地摊上见过有人卖部分史料的，但是，终难寻觅。
2002年，向隆万退休了，他有了专门去寻找史料的时间。而他的妻子、同样为上海交大教授的蒋馥也颇为支持他。2006年，借着一次欧歐美同学學会组织的到美国的考察机会，向隆万在美国国会图圖书馆呆了一天，搜寻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那次他发现那里裏有20多卷有关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以前是一头雾水，这次算是摸清楚了史料在哪里。”
2006年，向隆万参加了在美国求学的小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又一次去了华華盛顿。这次他又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史料，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也找到了20多卷史料。
那次，他在美国呆了一个月，书籍与史料繁多，缺乏历史研究经验的向隆万就依靠着输入“向哲濬”、“东京审判”这些关键字查询。“但是即使有了索引，也要一本一本地找。”他在索引卡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借来那些录像带，用自己带的傻瓜录像机，边放边录錄了下来。由于录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他又找到庭审笔录，仔细核对，回国后自己为这些录像配音。
为了节節约开支，他和妻子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将他们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至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开车去接。后来，他们也去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印资料。“在2007年那次，我们翻拍了20多张照片，根据查阅索引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話，还有两段录像资料，回来时就感觉比较有底气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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