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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没有死，它的理想比从前更重要了，但它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在将来继续生存下去。
自由主义者生活在警报频发的时代。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2012年去世前几年对自由民主的未来作出了总结判断。他在英国杂志《展望》上写到，“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个能够依靠仍然主宰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原则来解决：无限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个人自由理想、选择自由、选举民主。”霍布斯鲍姆没有说哪个错误更大：是自由派的目标还是自由派的潜力。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的预言似乎引起自由派群体的恐慌，他们的好日子可能到头了。
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非理性的闻风丧胆。自1990年代以来动摇自由派自我信念的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和经受检验的：暴力伊斯兰的外在冲击；间谍活动、发动战争和虐囚丑闻、全球银行业崩溃造成的代价高昂的救助和对经济的持续危害等都严重伤害了自由价值观。
相反的趋势同样令人担忧。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不平等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深陷债务负担深渊的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堵住成本高昂的福利体系，该体系竭力要兑现承诺。而失望无比的选民放弃了中间偏右或者中间偏左的人士，转而支持满口漂亮话的新极端分子。在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的西方之外，专制政治求助于快速增长的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印度、土耳其和伊朗。
有这么多滋养其夜晚恐惧的食粮，自由派人士还能睡着觉反倒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个画面是否过于凄惨了？是否片面地忽略了令自由派感到自豪的辉煌成就呢? 如果有人记得，那最持久的力量可以给他们信心。
自从19世纪初期开始，当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实践第一次站稳脚跟，自由派就经常在狂喜与绝望之间摇摆，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竞争者或者与之达成妥协。自由主义巧妙地与最早的竞争者---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在欧洲，它告别了20世纪初期失败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依靠与民主民粹主义的妥协，自由主义改造了自身，并在1945年建立起自由民主。自由派思想家竭力要显示自由主义不仅比竞争对手更强大、更持久，而且更公平、更理性、更有好处，总之，更好。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一次名为“我们时代的历史：乐观主义者的观点”的演讲中雄辩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道德优越性。这次演讲是为了纪念英国社会改革家和争取儿童福利的先驱埃莉诺·拉斯波恩（Eleanor Rathbone）。那些幸运地生活在西欧和美国自由民主国家的个人经历了蹩脚然而可行的混合政体，里面有自由市场、民主选举、福利制度和个人自由。波普尔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的人权和尊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尊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愿意为别人尤其是为了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做出巨大牺牲。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波普尔承认面临的挑战，但认定自由主义者若能坚持其理想尤其是智慧理想如实验精神、思想开放的论证和拒绝预言的习惯就能迎接这些挑战。
霍布斯鲍姆和波普尔为心烦意乱的自由派提供正好相反的两极场景。一边是错误的偶像和历史的无能；另一边是令人骄傲的成就和面对未来危险时充满活力的心态。在询问哪种观点正确之前，我们需要先确定霍布斯鲍姆和波普尔谈论的政治动物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自由主义值得辩护，像我一样担忧它的未来，那么了解自由主义是什么就非常有帮助。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担忧。我们将不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偶然性特征是什么，或者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们将不知道应该保留自由民主的哪些方面，应该替换或修改哪些方面。
那么，自由主义是什么呢？你可以认为它是伦理学信条、经济学學社会图景、政治哲学、资本主义合理性论证、狭隘的西方世界观、正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或永恒的普遍理想。任何一种说法都不是绝对错錯误的，但也都是片面的。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现代政治实践，它有历史，有实践者也有指导实践的世界观。要认识到自由主义的真相，我们就需要追踪这三方面的内容。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总是一顶大帐篷。它容纳了左派和右派、激进派和传统派、自由市场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黨人：不仅有哈耶克和凯恩斯也有胡佛和罗斯福，不仅有里根和科尔也有约約翰逊和勃兰特（Brandt）。自由主义并非美国独有也非欧洲特有。自由主义也不是英语国家的专利，在法国、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陸也都有光辉的传统，在拉美也是如此，虽然可能不很连贯。自由主义義有各种观点，但它本身并不是一堆观点，更不是经过学习后可以发现現的教义而是对美国缔造者或斯宾诺莎和洛克、路德派新教主义或天主教前改革时期或西塞罗和苏格拉底的猜测性探索。自由主义思想很难和自由派实践区分开来。在学科专业化之前，甚至在个人意义上也是真实的：20世纪前的自由派通常是思想家和政客或者官员；比如洪堡特（Humboldt）或贡斯当（Constant）、基佐（Guizot）、托克维尔（Tocqueville）、科布登（Cobden）或密尔（Mill）。
没有人明白更不要说感受到一个充满新人、新财富和新问题的世界，在那里，从前的稳定性永远地消失了。
至于说自由主义什么时间开始的，它既没有创始神话也没有诞生日期。自由主义源于1815年后欧洲和横跨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实践，但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地方有突出表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全新情况做出反应，其中资本主义为社会提供了活力，革命带来來了动荡，人口出现快速增加，无论结果如何，物质的和伦理的变化日新月异。
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任何遥远的地方，只要你的精力和好奇心足够强大。其最近的和公认的源头是18世纪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家，当时意大利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呼吁刑罚人道化，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麦迪逊（Madison）呼吁宪法权力分离，伏尔泰和杰斐逊呼吁宗教宽容，休谟和康德呼吁人们从伦理监护中获得自由。在苏格兰，亚当·斯密欢迎现代自由主义的最初萌芽。没有人明白更不要说感受到第一批自由派遭遇的没完没了的变化的新条件。没有人明白更不要说感受到一个充满新人、新财富和新问题的世界，在那里，从前的稳定性永远地消失了。摇一摇19世纪前政治思想的大树，你就能得到满满一筐的果实，有些成熟了，有些已熟过了。但你得不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没有朝代、没有总统任期、没沒有革命来标志其生命周期。但是，在拙著《自由主义：观念的生命》（2014）中它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只是为了清晰起见我标出了明确日期。第一阶段是从1830-1880年，这是自我定义的青年时期，是走向权力和成功的崛起过程。自由主义为国家提供了修改法律和政府机构以便产生新贸易和工业体系的手段，同时把分裂的社会聚集在一起，因为熟悉的组织等级体系和总体规范已经消失。自由主义義还形成了人道主义标准，尤其是国家权力和货币权力必须遵守的标准準，即不能虐待或者忽略缺乏权力的人。
从1880到1945年，自由主义成熟了，并与民主达成了历史性妥协。受过教育的有财产的精英开始崛起，被期待掌权的他们承认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中的民主原则：他们支持主权在民的选举，承认劳工争取权利的要求并消除文化等级差异。作为回报，大多数民众接受自由派的限制，即权力被实施的方式，尤其是宪法上的三权分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个人权權利的尊重。这个妥协既非顺畅也非自动获得，而是非常勉强和艰苦努力抗争的结果。
自由主义和民主虽然常常被互换性地使用，其实两者并非一回事。自由主义是如何控制权力的问题，如何改善人们生活以及如何尊重人民权利的问题；民主则是确定什么人属于那个能发表意见能推动動进步和实施保护的幸福圈子的问题。自由主义回答“如何”的问题，民主回答“谁”的问题。自由主义是关于内容的，民主是关于范围的。自由主义限制权力实施的边界。民主坚持控制权力最终在于多数人而不是个人（独裁统治）或少数人（寡头政治）。自由主义设宴，民主拟定邀请的客人名单。由于承诺的繁荣和保护，自由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或包容性。19世纪紀末期民主对自由派的挑战是表明其理想如何被应用在每个人身上，谁都不会被排除在外，到今天依然如此。
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国王，在游遊戏将近结束的时候自由就来到自己身上。
经过了几乎致命的失败（世界大战、政治崩溃、经济滑坡），自由民主在1945年为自己赢得了第二次机会，因为其20世纪的右翼对手法西斯主义在军軍事上失败在道德上破产。从1945年到1989年是自由主义取得成就和承认的第三阶段，以自由民主在20世纪的左派对手苏联共产産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为终结。我们现在进入自由派自我质疑的新阶段。
至于说說自由派代表什么，自由派当然相信自由，确实如此。但是，很多非自由派也相信自由啊。自由主义的每个现代对手都宣称站在争取自由一边。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期待一个没沒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则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是相信自由的“自由意志论者”，甚至包括敌人的自由。任何故事都离不开自由。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国王，在游戏临近结束候自由就落在自己身上。虽然君临天下有无比的吸引力，但自由是个错误的开端。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由主义是改善民众的生活，同时平等对待他们，避免给予其不适当的权力。从历史上看，有四个观点指导了自由派的行动。
首先，社会中的利益和信念冲突不可避免。社会和谐是保守派的怀旧梦想和社会主义者的兄弟博爱，它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因为和谐会窒息创造性，阻碍主动性。与此同时，如果能得到约束并用来作为稳定政治秩序中的竞争，冲突反而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如争论、实验和思想交流。
其次，当當权者不值得信任。无论权力实施怎么好都不能指望它会规规矩矩。不管是国家权力还是市场权力或社会多数权力或伦理权威，一旦某些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超级权力就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随意性和支配性，除非受到抵抗和制衡。因此，防止任何单一利益、信仰或者阶级支配社会就成为自由主义的首要目标。
与传统智慧相反，自由派也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改善。生活更美好的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向往的，无论是对社会整体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这首先是通过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
最后，公共生活框架必须显示其对每个人的尊重，无论其信仰和身份如何。这种尊重要求公权力不侵犯民众的财产或隐私，不干幹扰其选择的目标和事业；不因为对社会无用或者遭社会蔑视而把任何人排除在保护和许可的范围之外。
总之，这四个观点赋予自由主义世界观一种種独特的品质，使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持续性，虽然表面上看有词汇彙冲突也有论证策略的竞争。坚持这四个观点的自由主义方式就是坚持所有观点，并不试图为了某些观点牺牲其他观点，或把任何一个观点點置于绝对统治地位。
自由主义的高报价已经使其成为充满希望的教义，同时也成为制造失望的发动机。
虽然很少有人使用大写字母L的自由（Liberal），但欧洲和美国的主流进步政党在某种可见的程度上都坚持这些观点。比如在1870年后的法国，“自由派”的术语实际上从政党政治中消失了，但这是在语言中消失而非事实上消失。自由主义观点继续存在于法国，是进步的主流政治，其中右翼自由派被认为是共和派，左翼自由派则被认为是激进派。
这四个主要观觀点也将自由派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或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这些观点继续将自由派与当今对手区分开来：如竞争性的专制主义（中国）、种族性国家主义（印度）、军事民粹主义（埃及、委内瑞拉）、民族主义伊斯兰（土耳其）和政教合一伊斯兰（伊朗）。
通过坚持同时或者平行地追求所有这些理想，自由主义的报价很高。要改善民众的生活却不干涉他们绝非容易之事，尊重民众的信念却要同时改善其心智也绝非容易之举。与此同时，政府如能够保护市场不受国家权力干扰，或保护民众不受市场权力干扰，给多数人发言的权利同时保护少数派。自由主义的高报价使其成为爲充满希望的教义但同时也成为制造失望的发动机，让我们返回到波普尔和霍布斯鲍姆提出的正好相反的乐观和悲观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