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雷剑峤

　　这是苏州工业园区内一所被跨国公司包围的职业学校，它一年的学费高达1万元，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进来，因为这几年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而这所只能发大专文凭的学校却从不发愁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进工厂实习前，父亲把用了三四年的旧手机给了朱仝。他揣着那部旧得要命的手机去报到，没进大门就看到了那块告示牌。

　　牌子搁在保安室门口。它告诉所有想进入诺基亚工厂的人们，把他们带有摄像头的手机留在外面。

　　“这是第一课。”朱仝说。这也许是诺基亚给朱仝上的第一课，但绝不是他接受的职业生涯第一课。在他就读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以下简称IVT)的日子里，这一堂课的下课铃一直都没有响起。

　　IVT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提议建立的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97年成立，它所在的工业园区也正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产物。2001年，它获得向毕业生发放大学专科文凭的资格，而之前它只是一所职业技术培训学院，主要承担跨国公司高级技术人才的一年制非学历培训。

　　在学校网站上，IVT自称“培养外企灰领的西点军校”。这所“军校”的目的不是培养将军，它致力于制造合格的士兵。

　　朱仝肯定是一个合格的士兵。他仍然在用那部没有摄像功能的CECT手机，但他已经成为诺基亚的正式员工。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3天或4天，像一个尽职的士兵那样，他负责生产线上的物流配送。

　　这样的士兵是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最需要的。对正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跨国公司最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IVT院长单强印在名片上的英文名字既不是Shan　Qiang，也不是Qiang　Shan。是Frank　Shan。

　　IVT的教师们有时会这么叫他们的院长，“Frank”。就业办公室主任苏桂香说：“他

　　苏桂香的英文名叫Betty。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并把它印在名片上，这是必须执行的要求。“我们在向别人传递一种信息。”单强说。

　　对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来说，这显得有些特别。但这还不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强晏红在去年年底收到了一份报告，然后她到工业园区里走了一圈。这位IVT事业发展部与人力资源部主任拜访了生产手机基站的诺基亚(苏州)电信有限公司、制造电子产品的旭电(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与裕廊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报告是IVT信息工程系提交的。报告起草人用“一个人有十个岗位抢”的语言来形容手机维修工人的紧缺程度，他建议IVT开设一个培养此类人才的专业。

　　强晏红说：“我要看看人家是不是对这感兴趣。”

　　她还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听取了明基电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此事的看法。明基电通在今年5月得到了在中国大陆生产手机的许可牌照。

　　一个月后，强晏红得到了诺基亚的回音。诺基亚电信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他们表示了支持，还为此撰写了《关于增设“移动通信技术”专业的论证意见》。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市场。经初步市场调查，在苏州市及附近地区有数十家RF产品的跨国公司制造商，”论证书在列举了一串企业名字后，接着写道，“目前市场上这样的熟练技术人员比较缺乏，由这一块从业人员的薪酬和跳槽率较高可见一斑。……(IVT)培养目标正好与之吻合。”

　　论证书最后的结论是，IVT开发这个新专业“非常必要”，因为这“能为企业提供更加实际的服务”。

　　裕廊科技对强晏红说：“这种工人，我们至少要15个。”

　　旭电科技提供了开发“手机测试与维修”实训室所需要的大部分设备，比如几张防静电桌子、11条生产流水线和若干块手机废主板。他们的手机维修部主任与工程师被聘请为兼职教师。旭电科技还与IVT一同制定课程内容。

　　强晏红的项目进程表进行到“新课程开发的评审”阶段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手机测试与维修”为方向的新专业将在9月招来48名学生。

　　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你或许可以理解它与这些企业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如此紧密，以至于课程与专业的设置居然需要由它们来论证：马路对面工厂的招牌毫不费力就看得见，那里有日立显示器件(苏州)有限公司、瑞萨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和旭电(苏州)科技有限公司。诺基亚(苏州)电信有限公司稍远点儿，打的不跳表。

　　这几家公司的母公司分别是日本日立株氏会會社、美国旭电公司和芬兰诺基亚电信公司。它们都是世界500强企业。后两者还是IVT的董事单位。

　　不止是它们。世界500强企业之中有46家在苏州工业园区注册了71家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网站的数据表明，截至今年5月，工业园区内累计开工外资工业企业443家，实际利用外资90.6亿美元。整个個苏州则有近12000家外资企业。苏州已经成为中国外资企业密集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士兵们源源不断地输輸入这些“军团”。苏桂香说，IVT每年毕业的学生有80%以上在工业园区内的外资企业工作。他们从江苏省乃至全国四处赶来，经过過三五年，从害怕考试的中学生变成冷静操作机床的技术工人，变成跨国公司在苏州“量身订做”的高级技术工人的重要来源。

　　在苏州，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不只有IVT。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高国华说，近四年来，苏州高等技术学校的在校人数翻了一番。

　　苏州是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和苏州相似，几乎每一寸中国的土地都在发出呼喊，都在伸出手来，抓住它们最需要的人。

　　“最需要的人”，他们并非是只会从事手工装配、焊接或包装的普通操作工人，他们是掌握复杂设备的操作与维修甚至流程管理的高级技术工人。每年苏州至少需要近5万名高级技术工人，却只有1万多名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苏州产生。他们是中国由目前的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他们的数量却难以满足社会对他们的强強烈需求。

　　周厚增的故事

　　周厚增从小就熟悉地里的庄稼。父母在家里种着一块一亩左右的地，每年水稻、小麦间隔着种。可是从三年前起，他只能在寒暑假回到沛县龙龍固镇，都赶不上农忙时节。

　　从进入IVT那天开始，周厚增就在逐步远离那个苏北小镇。他必将留在城市里，并努力

　　上周三，他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雇用他的是一家台湾公司，工作是画图纸，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500元。平时加班算一倍半工资，周末两倍，要是在五一、国庆这样的假期，加班费则是基本工资的三倍。

　　经过一番盘算，他说：“多干点一个月差不多可以拿2800块呢。”300元还银行的助学贷款，和别人合租住房花费150元，周厚增估计就算不加班自己一个月也能攒1000块左右。

　　周厚增暂时不需要给家里寄钱錢。他母亲对他说：“供完你读书，我和你爸爸想吃香的喝辣的都可以。”他的父亲是一位砖瓦匠，母亲种地养猪，年收入大约为6000元。周厚增在IVT一年的学费是10000元。

　　他有一张像刀子一样瘦削的脸。脚上的旧皮鞋和身上的休闲閑裤有点儿不大协调。别人给他打手机，他通常会把响着的电话掐掉，然后用女朋友的手机打回去，因为女朋友的手机费可以报销。

　　他原本应该呆在一家日本科技公司里。那家公司给給他的班级设立了奖学金，并且向班里22名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不出意外的话，10个月后他们将成为那家公司的正式员工。这种方式叫做“定单式教育”，是近几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方式。

　　那家公司给了周厚增的第一笔工资，不多，200多块。周厚增拿着去超市买了一条皮带和一个钱包，花了120块。“很好用。”他对着那个印有花花公子商标的仿皮钱包看了一会儿，放回书包。

　　6月要正式签劳动合同。周厚增嫌每月800元的工资太少，他找了个理由离开了日本公司。他对人事部说他要上本科，他说，“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这个理由是他突然想到的，但上本科的想法也许早就隐隐存在他的脑里。当初他要考职校，高中老师很生气，他记得那位老师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去。在中国，接受职业教育是学生和家长長不得已的选择，一般人认为没出息的学生才去上职校。

　　不过上职校毕竟还算是一种升学的选择。和中国1.4亿億普通打工者相比，他们的境遇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也是大学生。

　　苗瑞(周厚增习惯称他为“老二”)是周厚增高中时候的结拜兄弟。他刚从连云港的一所职校毕业，学的是电子工程。他现在白天找工作，晚上睡在周厚增的客厅里。周厚增说他的同学學们大多如此，有人还去了广东培训。“这和打工不一样，”老二说，“我们有文凭。”

　　周厚增同意老二的说法。他说，这也是父母愿意掏每年10000元的学费供他读IVT的原因。“有文凭总是好的。”他说。

　　虽然向周厚增下的“定单”没有兑现，可人事部没有阻拦。第二天周厚增就没沒再去上班。不过他已经在前一天把自己存在公司电脑里的私人资料拷贝下来，还把公司发给他的水杯、毛巾和蓝色的工作服洗干净，留在办公室里。

　　“我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24岁的男人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周厚增往苏州的5家人才交流市场跑了十几次。其间他还去过另一家日本公司，但因为没有拿到说好的工资数目，他再次离开。

　　在与企业打交道的漫长过程中他学会了很多东西。有一次，一家日本公司在面试时问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他巧妙地绕过障碍礙，谈起了日本的经济。

　　当记者再问起这个问問题时，他说，日本人挺烦的。“我可不会在面试时这样说。”他马上又说。

　　不过周厚增认为日本公司还是比台湾公司好。他对公司里裏的微波炉和任意饮用的咖啡印象很深。“有机会我会跳到日本公司的，”他说，“先积累些经验再说。”

　　总有人不想当士兵

　　暑假来临了，可CNC数控中心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一个姓邹的机电工程系大一学生和观察他操作车床的中年男教师套近乎。“我是徐州的，您是哪儿的？”他问。男教师没理他，走到了另一个学生旁边。

　　在这个极像车间間的空间里有17套数控加工设备，一些跨国公司把它们赠送给IVT，学生们就在这里学习如何操作这些复杂的机器。几年后，跨国公司将会得到一批掌握这些高级技能的劳动力，学生们也将依靠这些技能赖賴以生存。

　　但邹不这么想。这个嘴唇上刚长出茸毛的小伙子对手上的活漫不经心。“我不会干这个的，”他撇撇嘴，“我要自己创业。”

　　这种想法不会得到单單强的认同。他要做的是打消他们的犹豫心理：彻底把自己看做一个技术工人，一个微小而不可或缺的士兵。

　　IVT规定学生们在校内必须穿着统一的校服。校服是淡蓝色的，和大多数數工厂的工作服没有太大差别。有学生说它“和清洁工的衣服没什么两样”。

　　“我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和清洁潔工的衣服一样就不能穿呢，清洁工也是一份职业。”单强显然话中有话。不过他后来答应了艺术系的学生把校服交给他们来设计。

　　跨国公司也希望他们的员工安心点。一个IVT学學生在明基电通实习，当实习时间与毕业课题发生冲突时，这位实习生首先想到的是请示他在工厂的主管，由主管去和学校协商。“他已经把自己看做企业人而不是学生了。”明基电通人力资源处经理蔡宏基为此感到满意。新加坡企业合发兄弟机电有限公司张经理也认为对對企业的忠诚最重要：“德与才之间，我更注重学生的德。”

　　周厚增记得他第一天去日本公司报到，公司领导对他们说，你们对公司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只要有一家公司接受我，我就要对它负责，就像定时还贷款一样，”曾经对穿工作服那样的校服有抗拒心理，现在他甚至说，“就像在农村回报父母一样。”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跳槽。

　　朱仝也成了合格的诺基亚人，他警觉地拒绝回答他认为可能涉及公司内部情况的提问。不过他还是有自己的打算。“第一份工作不能要求过高，要骑驴找马，”他说，“有了技术，铁饭碗就不会丢，但铁饭飯碗还要镀一层金才行。”

　　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個白领，而不是IVT所标榜的灰领。

　　这也许許会让跨国公司很失望。但他们明白，不是所有人都会甘心永远当一名士兵。总有人想当将军。年轻人嘛。

　　难以复制的IVT

　　单强在苏州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经济史与区域经济。“苏州的商业文明吸引了我。”他说。他跑遍苏南200多个乡镇，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这這意味着高级技术工人的大量“定单”就要发出来了，最早发出“定单單”的是挤满苏州的跨国公司。

　　加上在老高校呆久想换换环境，2002年单强应聘IVT副院长成功，继而当當上院长。

　　他的判断没有错。但如此紧贴跨国國公司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比如说你怎样保证在经过两年左右的滞后期之后，根据企业的需求培养出的技术人才仍然能够适应市场呢？

　　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高国华把避免犯错的希望寄托在市场领导者身上，“我们以最先进的企业为标准，尽盡力不那么急功近利。”

　　强晏红则认为“定单單式教育”需要三个条件才能进行：企业对人才有特殊需求；企业業对人才有批量需求；企业能够对未来三五年内的市场变化作出预见。她以美西航空制造(苏州)有限公司为例，这家从事飞机起落架生产産的公司预计自身员工会在2006年至2008年有巨大增长，于是计划今年在IVT招收一个定向班。

　　但跨国國公司自身也在应需而变，这使得IVT也得跟着变。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原本从事汽车发动机业务，因此在IVT机电工程系精密加工专业招收了一个定向班。但去年德国博世公司将汽车发动机機业务迁到无锡，苏州变成汽车电子业务基地。博世定向班的学生大多退出，没有人跟着去无锡。

　　IVT还根据工业园区的实际情况调整专业设置。2002年，IVT第一次设置了商务管理与动画设计等非工科专业；去年，外语系成立。这些非工程类学生占了学院总学生人数的20%。这个比例与服务业企业在工业园区内所占的比例相近。单强说：“中国职业教育的重点也会随着产业需求的变化而向服务业转移，不过这个过程还很漫长。”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故事对别的地方———比如苏北，或者距离更遥远经济更落后的内地———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拥有如此众多的跨国公司。

　　“我们那里没有那么多的工厂。”来自宿迁、在IVT参加培训的单老师師说。他一口否定说：“苏州的经验宿迁学不了什么。”宿迁是经济最不发达的江苏城市。

　　“一个东西如果非常独獨特，那它就必然不可被复制。”单强不否认IVT和跨国公司“连毛细血管都连在一起”，这是外地学校根本没办法达到的。他说：“核心竞競争力可以被复制的话，那就不叫核心竞争力了。”

　　不过他坚持认为，IVT的核心竞争力是把本地资源与先进理念结合在一起。他去扬州重建一所职业教育学校，看到扬州有一家德州仪器投资的公司。“我对学校说，一定要把他们拉进董事会。他们們是不会想到去这样做的。”

　　但是苏州毕竟和扬州不一样。IVT的学生公寓在东环路上，学生们每天清早6点出来站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一辆辆大巴陆续开来。它们的车窗上贴着各自公司的标识，承载在工业园区生活而到另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工作的人们，这种景象在宿迁、在扬州、在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车上的人虽然有点犯困，但他们边打着呵欠边从高处向下打量着路边的人们，任由车子把他们带向目的地。

　　链接

　　美国蓝领工人在消失

　　生产率导致工人阶階层的衰退

　　1840年，制造业和其他手工作坊雇佣了美国大约17%的劳动力。这些雇工中成分复杂，包括手工艺人、修渠者、水手以及其他一些体力劳动者。美国的蓝领阶层在20世纪早期开始成形。当生产过程由熟练工如机械师转变成利用数數目激增的新机器时，管理工程师掌握了生产过程的控制权。通过对“时间———运动”的研究，他们又规定了工人干活时的精准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科学管理”创造出了流水线产品，通过淘汰旧有的生产节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是技术也催生了上百万枯燥的、紧密监控的职位。一些工作需要特殊的服装，其中就有蓝色的劳保服，“蓝领”也就成为工人阶级的同义词。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交易法案和劳动保护護法的产生，工人阶级好像很快就将统治整个国家，因为他们有组织、有活力而且人数众多。但是美国工人不像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从未成为政治的主要力量。l943年，蓝领工人至少占劳动力的40%，由于数目之高，这一年可定为高峰年。

　　下图总结了20世纪美国制造业工人以及迄今最重要的蓝领工人雇用者的历史。从1943年起，他们的相关重要性一直在减弱，并且没有间断。这种低落主要归结于生产率的激增，例如2003年制造业工人平均生产率比2002年高5.l%。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常被列为制造业衰退的原因，成为第二位因素。近几十年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都没有提高，但也许是因为制造业不能抵御外国的竞争，制造业的工资已落后于其他蓝领职位如建筑业和交通业的工资資。

　　蓝领对其自身游移不定的认知耗竭了他们們的力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David　Halle提出，蓝领趋于认同他们作为团结的劳动团体与工厂管理是相对立的，但是在工厂之外，他们受中产阶级特别是白领雇员，尤其是有家产者态度的影响。

　　制造业的职业状况类似于农业業的趋势。1840年，农业雇有63%的劳动力，而今天只有2%。现在制造业蓝领的职位有8%，如果到21世纪末跌至2%的水平，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摘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