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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开始，史学家们就为解释和厘清第一次大战的爆发及其原因而开始争论不休，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我们知道，书写一段主人公还活着的历史与书写一段已经成为档案文献的历史，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书写便经历了从第一种情况到第二种情况的转变。
一些百岁老人还能依稀记得士兵们从街头涌向前线，或跟随游行队伍凯旋的情形。在这种记忆之外，备忘录、信件、日记、急件和回忆录中的文字记载，以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老兵们的录音，也能帮助今天的我们理解那段特殊的时期。
上几代人或许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围绕在父亲或祖父膝旁，听他们讲述一战的往事。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当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健忘，他们的回忆里很可能充斥着“包装过的事实”，这些回忆令历史本身千疮百孔。后人也由此很容易凭经验理解历史。这些老人，尽管很多都战功赫赫，但所见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体视角的战争的缩影。然而，他们之亲身经历的价值并不会因为缺乏对宏观历史事件的认识而有所弱化。如果存在同时期的记录，则通过相互对比，我们能更好地判断是否存在以宣传为目的而进行的篡改、扭曲或事先审查。当最后一名一战士兵还活着的时候，于千万档案之中，他的记忆是对于那段历史的最熠熠生辉的佐证；而现在，与一战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老兵们都走了，文献资料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因此，对于史料的分析必须更加严谨，不同史料之间要相互核对，才能降低记忆的不可靠性所带来的干扰。
除了以历史的手法书写历史，还有以文学的手法书写历史，如西格里夫·萨松、罗伯特·格雷夫斯、埃德蒙·布伦登等。人们往往也非常好奇，历史故事所反映的究竟是哪一段战时背景。然而，很少有历史学家拥有足够宽广的知识背景去支撑起一段全面的叙事。关于一战，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对于柏林会议之后的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认知，有助于理解1914年战争的爆发。同时，某些政治遗留问题和某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在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值得注意。如奥匈帝国在吞并波斯尼亚前后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利时的中立问题；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外甥德皇威廉二世的长久对抗，导致德皇对英国不信任，爱德华死后，其子乔治五世继繼位，德皇对于英国的对抗情绪更为强烈；法国在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情绪；俄国的日渐混乱及其与东欧的关系。
第二，优秀的军事历史学家不仅简单勾勒战争爆发后的战略和战术，讲述部队的动向和参战情况，更要把这些具体战况与欧歐洲各国的政治意图相联系。将政客、将军、普通士兵串连連起来考察，就能从一战档案获得新线索。当时欧洲的政客们压力重重，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情绪。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史学家忽略的问题，即战争前线无数宝贵生命逝去的问题。由于政治压力和国内动乱，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相继解体，这对于随后几十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战中齐柏林的空袭并不像二战中德国的闪电战一样如此剧烈地打乱平民的生活，德国在一战中占领的外国土地也没有二战中的多，然而，一战戰中大量前线士兵丧生，对此后的历史影响深远。
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国就有19000人战戰死，由此带来的影响我们至今仍难以准确估量。在1916年7月的前几天里，不断有电报发往死难士兵的家里，告诉他们的父母、妻子以及孩子，他们的亲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充分表达这种伤亡造成的历曆史影响，也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并不充分，或许是因为相关的人们历经整个20世纪都三缄其口，或许是因为人们們尚未充分理解这场战争的灾难化程度。
对战争的书写从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了，一开始主要基于媒体对战争的实况解说。不久便出现了讨论和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迅速出版了《为什么我们陷入战争：以英国为例》（Why WeAre At War：Great Britain’s Case），作者署为“牛津大学近代史学院成员”。历史学家们勾勒了1914年7月的历史大背景，书中谈及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1871年以来大国之间结盟力量的发展、各国不同政策对开战后局势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在战争刚开始的前几个月，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现了好几个版本，因为各国都从可获得的信件、档案等材料中挑选了能够夠呈现本国作战合理性的部分。每个版本都是不完整，甚至是扭曲的，但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比，却为后代历史学家们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提供了可能。
停战以后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一战相关历史书，如丘吉尔在1923年至1931年之间以五卷本形式出版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在大多数时候是比较成功的，但也曾在担任海军大臣期间蒙上阴影。1915年，他下令海军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最终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失败。丘吉尔写作这本书一方面是出于记录錄本国历史的热忱，另一方面是他需要钱，而更重要的是，他企图以此为自己在1914-1915年的经历正名。后来，他的确从一线战戰场退回到了一线政界。可见，一战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
丘吉尔深知自己在做什么，他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不是历史，但有助于历史”。而更具客观价值的是劳合·乔治写于1930年代早期的两卷本《战争回忆录》（WarMemoirs）。此外，今天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们仍在阅閱读李德·哈特的著作。哈特是索姆河战役的老将，他的著作《真正的战争》（The Real War）于1930年出版，至今仍旧舊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为题被广泛重印。在经历了战争的严嚴峻考验（哈特于1916年7月亲眼见证自己所在的团被歼灭）之后後，他努力在书中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洞见，而不局限于关注战争的细节節。哈特是最早严肃、深入审视一战的作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除了沉重的伤亡，正面进攻一事无成。更具影响力的是，哈特还警告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爆发。
在众衆多相对客观的历史著作中，有趣且富有内涵的是查尔斯·考特·雷平顿在1920年出版的两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这本书的写作手法比较新颖，包含了很多战地新闻。雷平顿作为一个老伊顿公学的学员，曾经拥有一段闪闪发光的军事生涯。然而，20世纪初他被派往埃及时，曾与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有染，后来被迫辞职。雷平顿在1904年时已经是中校，如果不被去职，在一战到来之际，很可能成为一名将军。事实是，他成了《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到了1914年，很多雷平顿过去的同僚都成了高级军官，因此他不但能获得更多消息，甚至还有机会亲临西线战场。
雷平顿的两卷本一战史是以日记形式汇编的回忆录，吸引了很多读者，这不仅因为书中表现出来的他与众多高层的接触，事实上他为爲了取悦读者，还在书中曝光了许多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也让雷平顿成了孤家寡人。该书处处体现了作者对于战争的观察，但这显然不是学术作品。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作者个個性化的视角，但是总体而言，内容生动、大气、真实、富有戏剧性。战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内阁中，雷平顿对这两个“战场”都曾亲眼所见，这也成了该书内容的主要来源。而且，雷平顿是第一个個（1918年9月）使用术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这种提法不仅描述了这场牵扯众多帝国的冲突，更是警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發的可能性。
本文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作者为英国记者、作家、评论家西蒙·赫弗(Simon He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