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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我很心仪的北欧神话：和平之神被邪恶之神用槲寄生制成的箭射死，和平之神的母亲爱神得知之后痛不欲生，但母亲悲痛的眼泪化解了邪恶之神的仇恨，儿子重又复活。欣喜若狂的爱神即时许下承诺：从此以后，无论谁站在槲寄生下，都会赐予他一吻。
神话融化在生活中，变成西方圣诞节一项奇异的风俗，那就是站在槲寄生下的人不能拒绝他人的亲吻，因为这是神的赐予；若一对情侣选择在槲寄生下接吻，则表示他们许下了对于未来的期望，将得神之眷顾。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槲寄生性质相似的，是连理枝。
连理，异根草木，枝干连生，是两人结为夫妇的象征。 很久很久以前，情人们就在连理枝前立下关于一生的古老誓言，唐代诗人韩襄客不就写了么，“连理枝前同设誓，丁香树下共论心”。不过，在连理枝前立誓这样的情节，往往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非生活中。因为在现实里，连理枝不像槲寄生那么寻常，连理枝实在难得一见。正因难求，唐人才在婚礼及婚姻中制造层层羁绊，想要绑住一生，希冀天长地久。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有夫妇才能有君臣，才能礼仪有所错，《周易》一席话，几乎将婚姻推上神坛。
古人认为，婚姻于家庭、于社会、于伦常皆是头等大事，必须高度重视。白居易与朋友成为姻亲后，殷勤写诗寄予朋友，慨叹“最喜两家婚嫁毕，一时抽得尚平身”。尚平，东汉人，为儿子安排婚娶后不复理任何家事，是不为家累的典范。白居易用此典故，意谓儿女的婚事我们终于安排完毕，可以向尚平学习，抽身撇开家事了。但由此可见，家长替子女张罗婚事在古代中国是多么天经地义，怕麻烦如尚平，喜自由如白居易，亦不能免俗。
男女成婚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西周开始即是不成文的规矩。到了唐朝，这不再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摇身一变，成为了板上钉钉的法律条文，比以往更加强制；而唐诗中诸如“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之类的道德教谕，更是在为这条法律呐喊助威。但是，这就是唐人独一无二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神奇的悖反：在唐以前，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只是规矩的时候，人们已是分毫不差地遵守；到了唐朝，政府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为法律后，却有些家庭开始支持子女“我的婚事我做主”。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