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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3岁登基，1911年退位时不过5岁。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土肥原贤二煽动，出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
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溥仪尚在紫禁城中，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还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刚刚大婚，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逊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东北王”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满洲国”，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而作为外国记者，文章又是写寫给外国人看，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视角也比较独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
两派师師傅的矛盾
民国期间曾有一则則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鮮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當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儀便前去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