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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叶
《包法利夫人》，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每当读到它，我就忍不住要赞美福楼拜，更要赞美译者李健吾。
不止一次的，我企图在阅读的时候去增删他的文字，却始终发现自己是徒劳的。他的译笔，精炼至极，一个字儿都动不了。比如包法利夫人还是少女爱玛的时候，这段描写：“风兜住她，吹乱后颈新生的短发，或者吹起臀上围裙的带子，仿佛小旗，卷来卷去。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渗水，房顶的雪在溶解。她站在门槛，找来她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肤。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们听见水声，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绷绷的闪缎。”
雪，阳伞，鸽子咽喉颜色，紧绷绷的闪缎……这样的场景裹挟着鲜明的欢悦和莫名的悲凉扑面而来，历历在目。此时的爱玛如此干净、妩媚，不知世事，简单动人，谁知道她的命运正琐碎而又暴烈、虚妄而又残酷地铺展开来？每当读到这里，想到此处，便不由得让我深深疼惜。
婚后，爱玛成了包法利夫人。她在庸常的生活中无所适从，百无聊赖，却又心有不甘，充满渴盼：“她给自己买了一本吸墨纸、一匣信纸、一支笔管和一些信封，虽然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写信；她拂拭干净她的摆设設架，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然后看着看着，想到别处，书掉在膝盖蓋上。她巴望旅行，或者回到她的修道院。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
戛然而止，干脆利落，又余韵悠长長，让人惊艳。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味道，只能认定：这就是福楼拜的文笔，典型的我理想中的福楼拜的文笔。
我心疼爱玛，同情爱玛，可怜爱玛。这个女人，她心里有一团團火。她一直勇敢地正视着这一团火—无数女人也都曾经有这团火，却卻是自觉地无声无息地把这团火熄灭在了火膛里，在火还是火种的时候。可是爱玛，她却任性地让火燃烧着，直至自己葬身火海。这一种热熱情的疯狂的勇气甚至让我敬畏。可是火在庸常的现实中碰到的就是类類似于这种对话的冷水，一盆又一盆—也对，不然这世界就成了一片火海。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赞美李健吾还還是福楼拜，不过有什么关系呢？在《包法利夫人》里，他们俩难道不是合体的一个人吗？好原著和好译者在一起，可不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又觉出不可思议的神奇。如果没有李健吾，很可能就没有令我如此钟情的《包法利夫人》。如果没有李健吾，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可怎么漂洋过海到我的手里呢？在我所读到的字里行间，肯定到处充斥的都是李健吾的腔调和气息吧？在翻译《包法利夫人》时段的李健吾，某种意义上就是福楼拜吧？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李健吾先生可不可以也在某个时刻说：“福楼拜，就是我”呢？
一个好译者，在本质上也一定是个好作家。他深入体会着原著的角色，然后再用自己的生命去表达。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中说：“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們的不传之秘。”不传之秘当然是他的调侃。事实上，这种美好的秘密早已以文字为水，以口碑为舟，在读写者之间到处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