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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蔡婷貽】第七次访问中国的默克尔将代表德国与中方进行“创新伙伴关系” 磋商， 接着10月李克强总理和国务委员将到德国进行共同政府咨商，屆时两国就会针对2015和2016签订创新伙伴关系协议。
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开始访华，中德高层互访频率进入史上新高。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紧密地高层关系，不仅为德国政府和企业带来良好的待遇，双方的沟通管道也十分顺畅。
《财经》：默克尔总理将在7月6日到访中国，中德高层互访非常频繁。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次双方主要提上议程的是哪些议题？
柯慕贤：这将是中德两国在七个月内（3月到10月）的三次高层访问之一，这在中德关系是从未有过的。习主席3月访问德国非常成功，当时两国就决定为共同面对一些挑战而推动建立创新伙伴关系。这次总理来，双方会就此进一步磋商，接着10月李克强总理和国务委员将到德国进行共同政府咨商，屆时两国就会针对2015和2016签订创新伙伴关系协议。
另外，近来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参与比以往更积极，德国也是如此。仅管两国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但我们对一些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如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都希望看到紧张情势的降温，防止新冷战的发生，所以两国也会就此进行讨论。
具体来说，创新伙伴关系将含概非常广，包括双边贸易、 共同合作对抗环境污染、 发展高科技产业等。
《财经》：中德的紧密关系，让不少国家感到羡慕，具体如何为德国带来好处？ 如果中德发生意外事件，德国政府能马上找到中方对口吗？
柯慕贤：我们最近升级了双方的关系, 我的感觉是做起事来容易很多。例如在安排总理访问上,中方非常配合，气氛也非常融洽。 在安排双方高层互访上，这不一定能经常发生。 还有，德国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也刚到访过，从他们能见到的人也清楚反映两国的关系。另外，德国公司也反映他们觉得受到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公司好很多。
在紧急事件上，双方确实能马上联络。总理办公室和中南海有直线电话。乌克兰事件时，习主席想和总理沟通，他就直接拨打了电话。仅管我们对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定一致，但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很好的待遇。
《财经》：在具体和中国的经贸往来上，德国感到兴趣的共同治理污染一项也是其他国家关注项目。您认为德国在这方面，有具体优势吗？
柯慕贤：中国和德国面临的挑战是一致的。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工业和出口大国， 但同时也一直面临治理环境这个大挑战，包括对抗空气和水污染。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情形，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1960-1970年间的鲁尔区（Ruhrgebiet）.
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挑战一直是如何同时治理环境又保持工业和出口大国地位。至今，我认为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做到的国家。其他国家可能改善了环境，但是也失去了制造业。
现在看来，仅管中国也试图发展服务业，但也想追求继续保有制造业的目标，所以德国大概是拥有最多中国需要的经验的国家。当然，在相关技术上，我们也是相对领先的。至今为止，从我和中国官员的交流经验看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官员对德国提供的方案更感兴趣。
《财经》：多年来欧美国家领导到北京来时，总是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但这似乎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从这角度看来，您认为欧美国家在这议题具备任何影响力吗？中方政府如何回应德国要求开放市场的要求？
柯慕贤：如果中国想从投资为主的经济体转为创新带动的经济体，那表示发展高科技产业将至关重要。 从这角度来來说，中国需要的将不只是技术转移，而是具备相关知识的外国公司在这裡投资设厂，进行生产。这些公司，特别是德国的中小企业，只可能在被授予市场开放的情形下，才会投资设厂。 因此开放市场場符合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经济的转轨可能面临不顺的风险。试想一下，一旦政府开始推动改革，对抗经济泡沫，调整结构，经济成长难難免下滑，在这种情形下，外国投资，特别在高科技业上，对中国经济濟将十分重要。
在市场开放问题上，德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受到和中国公司一样的待遇，既不要更好，但也不能更差，我们也不要求特别待遇，只要平等待遇，就跟中国公司在德国國受到的待遇一样。
两国正就此进行协商。我们现在比较乐观，因为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在改变。他们现在正推动動创新产业， 放开限制， 减少政府部门的干涉， 让市场扮演更大角色。 不只如此， 在如（区域自由化）TPP 压力下, 我们相信中国会对外面做出更大的开放。
《财经》：反过来说，德国也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但是德国制造业拥有百年传统，现在面临中国资金的投资甚至管理，德国国内对對可能受到的沖击感到担心吗？
柯慕贤：几年前德国国内确实有些担忧,但直到中国资本开始进入德国公司，并介入管理，德国工会组织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几年后看来这样的组組合对双方都有利， 因为在中方的管理下，公司得以进入成长快速的中国市场。因为这样的成果，这种担忧已经冷却，我自己已经不再听到这种声音。美国公司开始并购时，也出现过这种声音，德国人也曾担心失去工作。
至今为止，中国公司表现的非常负责任，不是哪种为消灭对手而做出的外国资金恶性并购，并没有出现瓦解公司、解聘员工的现象。
《财经》：有些欧洲国家对于中国资本有些怀疑，担心过多的贸易往来來会引来政治制肘，在这个后欧元危机时代，各国都需要投资时，您怎么看中欧未来的政治经济关系？
柯慕贤：不可否认的，我们不时看到中国透过经济力量，想在政治上影响和中国國做生意的国家。但是我不认为这种背后施压是一个好的方法。但话说說回来，当中国真正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如英国首相卡麦隆接见达赖喇嘛时，我们看到语言上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实事求是的和英国持续经贸往来。最后，我们听到批评，但是实际合作其实實也没减少。
欧盟确实对中国市场和经济成长長有所依赖，但是中国也需要欧盟。欧洲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市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地。显而易见的，欧盟依赖中国，但中国也很依赖欧盟。所以我宁愿用互相依赖来形容双方的贸易关系。 我看不到有所谓中国对欧盟施加政治压力的风险。
《财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都将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您曾经深度参与欧债危机，怎么看未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势力的消长？
柯慕贤：这将取决于人民币自由化的速度，我们們看到政府正往正确的方向推进，但还是一步步非常小心。
我们认为在欧洲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是个非常好的点子，对中欧贸易非常有利，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将欧元转成美元，再转成人民币，而是直接从欧元转人民币。这受到很多公司的欢迎，特别是欧盟成员中和中国贸易最紧密的德国。所以选在法兰克福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是非常合理的安排。
美元地位的改变难免是个趋势。美元在欧元诞生时，也失去一些能量，但那不表示美元的地位会在未来几年内被取代，三者之间的消长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欧元的升值与否，人民币的兑换度、美国是否乱印钞票等。
《财经》：不少其他国家担心中德关系的紧密会伤傷害欧盟的共同利益。您自己曾经受到其他成员国官员的挑战吗？您通常如何回应？
柯慕贤：毫无疑问，中德关系确实非常紧密。 我不认为在可见的未来这会有什麽改变。 现在对我们（德国）最大的挑战是和欧盟的和解。不过，问题在于，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盟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 我们們（欧盟间）现在有了共同的贸易政策，但是成员国至今不愿在外交上执行共同政策。我对那些包括在布鲁赛尔的批评者多次表示，德国已重复愿意共同执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立场，但是很多成员国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最终决定权其实在他们手上。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