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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城里城外
以内病外治的方式缓解了城市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统筹城乡”往往使人们的视线落在后发展的乡村地带。其实，统筹城乡的要义在城乡关系，而非乡村一端。
“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不仅为成都的城市人提供了一个领略田园风光的场景，也以内病外治的方式缓解了成都市的城市病，这也是“小组生”在成都能达成最广泛共识的原因。
城市病的病根在于人多，根治良方在于人口分流。生长于大成都外圈层边缘地带的“小组生”，因自身吸引力的增强而成一极，与市中心拉出一个力场，使人口由边缘而中心的单向流动变成双向。同时，城市向农村输送的不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现代性，还有人。
成都是平的
要了解新农村建设对城市减负的贡献，得将“小组生”置于成都新型城镇体系中观察。
在成都市“一城三圈”发展格局中，三个圈层有了具体划分：
一圈层：成都市五城区（锦江区、武侯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高新区、天府新区。
二圈层：新都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温江区、双流县、郫县。
三圈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县、大邑县。
主要针对成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成都人形象地将这三个圈层称为成都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喻其发展程度。按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成都三个圈层，经济规模呈现3：2：1的倍差关系：一圈层占地不足4%，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50%，三圈层占地70%，经济总量占比却不足17%。
2012年10月，成都发布《关于促进全域成都“三圈一体”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三圈”被摆进同一局大棋。
在成都，“三圈一体”是个热词。三个圈层是成都市所有发展规划的底层地理架构，新型城镇体系的构想覆盖在这张底图上，划分为“特大中心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六个层次，引导农民分类别集中。
“特大中心城市”是指一圈层，“大城市”是二圈层加都江堰市，其中，二圈层的6区县与发展快速的都江堰市作为成都市的7个卫星城。卫星城要为中心城区分流，以缓解城市病。
除都江堰市以外的7个三圈层县（市）作为“中等城市”来发展。
此外，成都市还启动了小城镇发展战略，从二圈层、三圈层中确定了34个重点镇，并进一步筛选出14个优先发展的重点镇，按照“小城市”的方向发展。
而对一般场镇的改造，成都根据产业定位进行特色镇的建设，目标是建成80个特色镇，它们是将来的第五个层次——小城镇。
农村新型社区在成都被统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国家层面上称为幸福美丽新农農村、新型社区建设），在城镇规划范围内和紧邻场镇的区域，适度提高集中度，在城镇规划区外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区、水源涵养地、山区旅游点等，探索创新了“小组生”新农農村综合体建设模式。
而对于更边远的山丘区和林区區，因为选址较难，不能简单地复制“小组生”，目前还在探索山林模式。
对应于成都市市级級规划，以大邑县为例来具体说明实施情况。位于第三圈层的大邑县的城镇化格局是：1+2+17+N。“1”指县城，要发展成中等城市，达20万人；“2”是指两个小城市，沙渠、安仁二镇将发展为两个小城市；“17”是指17个特色场镇；“N”指很多个农村新型社区，全县规划58个点點位，传统农业地方不再规划为场镇，按照“小组生”的标准改造。
三圈层的融合发展，消弭了圈层间的落差，人口、公共资源等不再按照势能差流动，而是在扁平化的大成都“托盘”中按照个体意愿流动。
农村要像农村
在地缘上最偏远的“小组生”区域，距离城市并不遥远。
“小组生”点位安龙村、高院村所属的安德镇、新繁镇，就是按照小城市的标准来发展的，后者还是成都市第一批11个小城市之一、全国两个卫星城试点镇之一，当地人将“去镇上”称为“去市里”。
从成都市的历史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孕育城镇鎮是传统发展路径。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把城镇化重点放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但是，对就地城镇化的理解在成都的“小组生”实践中发生了转向。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强调，城镇化的过程应保留农村与城市的功能性差别。以前对城镇化的理解偏重于城乡趋同的一面，现在强调的是差异，是一次校正。流动的现代性不应淹没地方特色，造成千城一面、千村一面。这也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坚持遵循城乡空间差异化发展原则。
大邑县统筹办辦主任周刚对此的理解是：“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農村，而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致化。”
林盘，作为成都平原独有的一种农村居住方式，在新聚居区设计中被保留、强化。一个林盘往往以某姓氏院落为圆心，形成直径50~200米的圆，圆圈内层是环绕院落的竹林树木，外层则是耕田，这与與集生产、生活和景观于一体的“小组生”设计理念一致。
在建筑风格上，既保留川西民居轻輕盈精巧的建筑造型、朴素淡雅的建筑色彩，又融入现代建筑美观实用、简洁大方的特质，打造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现代川西民居村落。甚至考虑到岷江冲积平原上建筑的屋檐一般高，特意修出参差的天际際线，高低起伏。
高院村的一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既见过“部队营房”式的村民新社区，又见过江浙一带富裕农民的新宅，“当地农民有钱，房屋修得像别墅，政府就在老房子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因为没有统一规划，马赛克的房子缺少美感，也不讲究天际线線。”
除了视觉上与城市不一致的美感，在空间功能上也强调“这里是农村”。比如，小区景观用农业景观来做，与城市里做草坪很不一样。农业景观有很多的优势，养护成本低，还有产出。
比较受欢迎的是公共服务设施预留的“群宴点”。红白喜事办“坝坝宴”，之前农村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只能找块空地随遇而安，晚上奏哀乐还還引发了邻里矛盾。群宴点的经营收入还可支持物业补贴。
除了给“坝坝宴”留出空间，还有坝坝舞、坝坝球和坝坝电影的空间……坝坝是指广场或者开阔的地坝，坝坝舞的市区版即广场舞。
更难能可贵的是，农村自信地向城市精英文化说“不”。
一批想移居乡野的知识識分子，试图将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打造成“碧山共同体”——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等，“共同体”与“小组生”之“综綜合体”的概念类似。
但是，“碧山计划”的审美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将真正的村民甚至城市中不具有经济文化资本的普通市民排除在外。比如，碧山没有路灯，村民十分想要，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川西农農民大胆地拥抱现代化的便利。香林村的村民将路修得很宽，要求车子能够开到家门口；安龙村的村民认为城里的设计公司并不懂农村，原先的设计方案被修改了一半以上；香林村选举产生由9人组成的农房建设项目业主委员会，全程参与房屋设计、建设，取消原设计图纸中的二楼主卧卫生间，变更了通往阁楼的方式，阁楼上可以堆放劳动工具。
新农村的人口双向流动
2013年底，成都全域实现同一区（市）县低保标准城乡统一，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成都在就业、社保、义务教育等9个方面消除了城乡居民附着在户籍上的权權利和待遇不平等，推进了城乡居民有序迁徙。
新繁镇分管国土的副镇长巫忠良发现，户籍改革之后，出现了城市户籍回迁农村的现象。
大邑县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苏家镇鎮镇长曾烈军说：“进城务工农民在迁户进城上还有顾虑慮。”该镇辖下的香林村，全村55户263人，劳动力156人，在家务农13人，个体经商20人，在外打工118人，其中去镇上或工业区打工74人，在县外打工的仅44人。
与村镇一级情况相应的，是整个成都市的外出务工情况。2010年，成都调查了深圳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四川全省有2万农民工在那里工作，而成都籍的只有约500人，其中还有些是领領班和管理人员。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成都是个例外。
根本原因还是原劳动力输出地的吸引力增强，当地人不想出去，外地人却想进来。
成都城乡距离较近，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又使交通便利，加上成都人的田园情怀，既催热了“农農家乐”经济，又促成了城里人向城外的流动。成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私家车第二城”，就是这种流动性的体现。
向城外流动的城里人，大多是在周末驱车前往郊县，在山野间喝茶赏花，每人一天的伙食费仅几十元；夏日前往外圈层避暑的老人住得更久，住一个月才1000元出头；更长久的是在农村风景区里置业的城里人，都江堰青城山的房价平均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000元。
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认为：“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两头问题，一是城镇体系建好，农民进城，容纳得下，活得好；另一头是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好、居住得好。进城还是留村，把选择权交给居民。政府的责任是无论哪种选择，都能保证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流动应该是双向的。双雙向流动起来比单纯地抬高城市门槛要好。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无疑是在大成都肌体末梢打通了城里城外的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