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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也是白银之路。不断穿梭的舟楫，通过沿途星罗棋布的港口，不但将古代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麻纸以及技术等远输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带回了香料、琉璃等诸多域外商品，异域文化的传入同样丰富了华夏文明。如今散落各地又得以重见光明的丝路遗珍，便是当年互通有无的文化使者和历史见证。今天，本刊推出“国宝华光”栏目“海上丝路”系列，希望这些已是国家一级文物的遗珍，能够带领读者解读历史的编码、文化的信息，重现昔日海外贸易的繁华盛景，以及云帆高张、艰涉琼波的远洋探索所带来的文明互动。
——编 者
1965年，福建省博物馆（现为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物品被洗劫一空，只清理出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其中之一见上图）和一组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器型硕大、造型独特、釉色新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这三件瓶子，均为小口、长鼓腹、小底，状如竖豎立的橄榄。其口径和底径均为10余厘米，腹部却有40余厘米，高度近80厘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造型，器物稳定性较差。瓶子表面施一种间于蓝、绿色之间的釉色，釉层较厚，学界将此种釉色习称稱为“孔雀蓝釉”或“孔雀绿釉”。从瓶底的胎来看，其断裂面呈淡红紅色，质地疏松，可见其烧制温度较低，尚未达到瓷器标准，当为釉陶类器物。然而这三件陶瓶表面装饰有所不同，其中两件在颈肩部附有三个小立耳，上腹壁贴塑三组拱形纹饰，下腹部有一道粗绳状贴塑纹紋；另一件在颈肩部附有四个小立耳，腹壁环贴四道粗绳状纹饰。
无论是釉色、造型还是纹饰，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在我国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所以它们不太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应该是由国外传入。那么，它们的产地是何处呢？
古代西亚波斯地区，素以制陶著称，器形多为爲瓶、壶类，器物表面喜施黄、蓝等釉色。孔雀蓝釉类器物在西亚诸国國发现较多，如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等都有出土。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区，曾出土多件和刘华墓孔雀蓝釉陶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由此，研究者经过深入探讨后认認定，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是西亚的波斯地区，时代为公元9世纪前后後。由于这一时期波斯王朝早已成为历史，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其统統称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
西亚的陶器又是如何来到中国的？这与当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直接关系。公元8世纪以后，由于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复杂化，“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行愈加困难。“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国的外贸中心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在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在我国福州、扬州、宁波、广西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其中除桂林和容县外，均为我国九、十世纪重要的港口城市，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海路贸易的繁荣昌盛。
需要说明的是，孔雀蓝藍釉陶器大多质地疏松，不及本土瓷器细密，其纯为使用目的进口的可能性不大。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香料、香水、葡萄酒等通过海上贸易进口的记载不绝于书，此类器物应是作为液体类商品的储运器而使用。由于发现量较少，据推测，商品销售之后，此类器物可能会再装满滿东方物品返运回西亚。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优势。五代闽国时期，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发“蛮舶”到海外经商，大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形成“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的繁荣景象。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就是通过海外贸易来到福州的，由于这這三件器物外形有差，可能并非一次性输入并被收藏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华墓中还发现了三件“石雕覆莲座”，均为扁圆形，中间凿圆孔。由于刘华墓被盗，墓内器物均被移动位置，这三件石座的用途不明。待孔雀蓝釉陶瓶发现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者刚好成套，石雕覆莲座当为孔雀蓝釉陶瓶的底座。原因是，三件陶瓶在刘华墓中作为“长明灯”使用，其本身器形不够稳定，装入燃油后更甚，造墓者为了保持其稳定性而制作了这三件石座。
无疑，“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曆史、文化、艺术价值，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