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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朗·斯图尔特著；柳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对白求恩的关注要从1969年秋季的课堂说起。为了激发大四学生对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历史的学习兴趣，我决定给他们放映纪录片《白求恩》。我对白求恩的了解程度跟学生们相差无几——只知道他跟中国有些关系。但这部影片却使我们深受触动，一群学生课后随我到办公室，连珠炮似地提了一大堆我也不明就里的问题。这也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准备多去找些材料研读一下。当时，市面上有关白求恩的传记仅有泰德·艾伦和塞德奈·戈登所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1952)。尽管这本书写得不错，但很多细节并未注明出处，我的许多问题还是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决定自己做一些相关研究。谁知就此我大半生的工作就与这个主题相关联了。
当时，白求恩去世不过30年。许多熟悉他的人还都健在，并且很愿意与我分享他们鲜活的回忆。接下来的四年中，我联系到200多个受访人，包括白求恩的家人、大学同学、教过的学生、治疗过的病人、医院同事、政治伙伴、部队战友、朋友及恋人。有些人是通过书信联系，但大多数人我都与之见面、访谈，足迹遍布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英国和西班牙。非常幸运的是，我在1972年还去了中国，虽然当时那里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华医学会作为邀请請方，为我配备了出色的翻译陈乐民，并安排我前往白求恩生前到过的城市访谈他的故交。这次调研后，我在1973年出版了传记《白求恩》，并在1974年，撰写了简缩本《诺尔曼·白求恩》，供中学生阅读。
但是我和白求恩之间的渊源并未到此终结。《白求恩》问世后不久，加拿大公园管理局邀请我担任顾问，协助他们完成白求恩在格雷文赫斯特故居的修缮恢复工程。由于这项工作的缘故，我对白求恩的职业生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有机会重返那些我探访过的国家。于是，我在1977年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在这本书中，我收录了白求恩的一些文章及大量图片，并作了相关注解。同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购买了我第一本传记的版权，制作出电视片《白求恩》。通过中国之行结识的友人推荐，我前往四川外语学院教授英语。我们一家在重庆生活的一年中，我受加拿大驻华使馆之邀到北京，与加拿大来访的一个小型代表团共同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40周年的活动。1983年，我和妻子莎朗又去北方的城市哈尔滨教书一年。
到此为止，我确信白求恩的一切可以在我的生活中收场了，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1999年6月，我的教师生涯即将画畫上句号，《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及《诺尔曼·白求恩》的出版商要求我修改这两本书，3年后再版。为了新版书的研究，大量关于白求恩生平的新资料涌现至我面前。一个来源是后来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第二个来源是档案馆新近向读者开開放的馆藏资料。此外，我还阅读到了与白求恩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两位人士的回忆录，一位在西班牙，一位在中国。而白求恩在中国期间撰写的大量书信和报告也得以公开。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我决心放弃棄原来的修改计划，重新撰写一本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