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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重要的一笔，毫无疑问强渡嘉陵江也是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央开始长征不久，就有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为了配合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而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从战局发展来看，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的确和北上的中央红军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后来两大红军又成功会师。但是通过分析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之间来往的电文，通过分析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后一系列重大行动，可以这样认为，强渡嘉陵江，只是红四方面军一次独立的战略行动。
一、撤出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跟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红一方面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的，而红四方面军是在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后撤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那么红四方面军撤出还有更深层原因是什么。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南。当时适逢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守备空虚，红四方面军遂在陕南和川北的党组织的配合下，乘机入川。1933年元旦前后迅速解放了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通江、南江、巴中，这里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把根据地由3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22个县，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川陕根据地全盛时发展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毛泽东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蘇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120个团，20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場较量长达10个月，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刘湘的失败而告终終，但此时的川陕根据地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根据地的惨状是惊驚人的，有的村庄，大人小孩都死完了无人收拾尸体。死尸味发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川陕根据地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可一旦受到经济濟封锁，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徐向前回忆：“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戰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難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現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可以设想，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粉碎刘湘对對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于10月7日急忙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接着指派“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同时调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入川，接替广元、昭化的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又令上官云相部第47师、54师进抵川东的奉节、万县一带，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并策应“川陕会剿”。如何打破“川陕会剿”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軍的当务之急。方面军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要求部队加紧准备，以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会议期间，方面军还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如能实现这个计划，红军的武器弹药、兵员、吃穿等问题都可以解决，也容易对付敌人新的“围剿”。会议决定在部队经过一段休整补充之后，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及甘肃南部发展，使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正当红四方面军讨论新的行动方针之际，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会19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这是中央首次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此十分重视，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央红军的动向，电台不断将情报向中央提供，陈昌浩还经常想办法收集情况，同徐向前研究。为了迅速恢复和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准备粉碎“川陕会剿”，徐向前回忆：“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不过没有说明就是了。”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尽管取得了军事上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也无無力再坚持下去了。退出苏区根据地已经是早晚的事情。1935年1月4日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向已经转移至贵州遵义地区的中革军委，报報告了川陕根据地周围和川黔边的敌情。电文中提到了红四方面军转移至外线作战的理由：“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并非良策。如何？请指示。”这是四方面军最早向中央报告川陕根据地已经无法继续再坚持下去，准备进行外线作战的电文。应该说张国焘的这封电文反映了撤出川陕根据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