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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曾夸中国人是“最文明的人”，国人回夸他“您是孔子第二啊”。其实夸某人“孔子第二”是中国人惯用的伎俩，就在一年前，蔡元培给比罗素早到中国的杜威发名誉博士学位时，就说过杜威是“孔子第二”。
尼 克
邀请罗素访华是由尚志学会、北大、新学会、中国公学四团体发起的。这四个团体除北大外，前台幕后都是梁启超，所以张申府晚年回忆说是梁启超出面请的罗素，一点也没错。而在“讲学社”（Chinese Lecture Association）成立后，罗素访华的具体事务由“讲学社”接管了，“讲学社”后来负担了美国人杜威在中国第二年的费用。“讲学社”还邀请过法国的伯格森访华，但柏格森不识抬举，没来。后来还邀请了泰戈尔访华，但那是九年后的1929年了。
当时的中国没人直接认识罗素，北大哲学讲师傅铜是中国最早学习哲学的人之一，他和清华校长梅贻琦是一担挑。傅铜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讲学社就请他给他的英国老师写了封信，转请罗素，信中只说讲题自定，报酬是两千英镑加来回旅费。他老师把邀请信转给了罗素。罗素刚收到信时以为是中国人开玩笑，就回了封信要求先寄定金，“讲学社”二话不说就寄了两百英镑。罗素当时生活上正在边离婚边搞多角恋，政治上，则受到左右两派的围攻，正想摆脱困境，找个新地方去散散心，就稀里糊涂答应了“讲学社”的邀请。
罗素来中国之前，同时和四个女人保持着关系，正房艾丽丝、终身红颜知己奥托琳、演员兼助手兼小三科丽特、半知识分子情人朵拉·布莱克（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太太），四人各有千秋。在这之前，他还迷恋艾略特太太，有段时间她的所有内衣都是老罗给买的。罗素后来与她断绝关系是因为发现她吸毒。那时，罗素刚去了趟才成立不久的苏联，见到了苏联的所有头面人物，包括列宁和高尔基，他觉得列宁才智有限。去之前，他是铁杆左派，但苏联之行改变了他对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他不喜欢压制个性的体制，回来后写了本《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对苏联多有微词。罗素的很多左派老盟友为此对他很失望，而右派政敌则仍然对罗素居然跑到苏联去这一事实耿耿于怀，于是两边都不待见他。最要命的是，他的情人朵拉·布莱克是苏联的铁杆粉丝。朵拉，不顾罗素的反对，正在苏联访问，她和罗素对苏联的态度此刻截然相反。罗素收到去中国的邀请函后，就写信给朵拉说，“你要是陪我去中国，我就答应他们，你要不陪我去，我就不去了。”这话透着强烈的暗示，其实在几个月前，类似的场景发生在罗素和他那时最亲密的女友科丽特之间，只不过，那时罗素准备前往俄国。临行前，他问科丽特：“你愿意陪我到俄国去吗？”罗素知道她不会和他一起去，但还是期盼科丽特能给他一个惊喜，当然，科丽特没跟他去。如果科丽特和他一起去了，后来也不会有朵拉什么事了。朵拉回答她愿意和罗素同去中国，女人真是不禁哄，她匆忙回到英国时，还有几天就要启程了。
罗素来中国之前，已决定与艾丽丝离婚。但那时离婚真不容易。同中国“文革”前一样，如果没有过错方，即使是双方都愿意离，也不让，得找街道大娘调解。柏万青要是早生一百年在英国，那生意得好。罗素自传讲自己私事很少，而克拉克的《罗素传》碰见关键问题，都是一般性事实陈列。蒙克的《罗素传》（Bertrand Russell: The Ghost of Madness, 1921-1970）好就好在能结合当时特定情况，做特定分析：为了离婚，罗素得找个托儿犯错。罗老当时女朋友多，群发了一下，还是前情人科丽特最靠谱，但人家正在朴茨茅斯旅行呢，就当夜回伦敦和罗素开房，故意给艾丽丝的律师留把柄，第二天一早完事，科丽特又回朴茨茅斯了，罗素下次再见到科丽特是十年后了，尽管其间通信不断。
几天之后，朵拉从俄国回来，罗素直接把她拉到和上次那妞共度良宵的酒店，准备给艾丽丝的律师提供更多的证据，但是为艾丽丝干活儿的侦探却没露面，结果第二天换了家酒店接着整，这回律师和侦探挺配合的。
在罗素到中国前，中国各派公知们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宣传，每一派都恨不得把罗素归成自己那一伙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1920年10月出了个罗素专辑。《新青年》有史以来一共就出过三个专辑，前面曾出过易卜生和马克思。罗素在中国青年导师的地位就是这么奠定的。现在中国也一样，想当“青年导师”得找家大媒体力捧。罗素专辑的主编是张申府。张申府是一个被遗忘的革命家、学者和爱人。他这一生几件大事：创办中国共产党，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把自己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的位置让给周恩来，从而奠定周的领导地位；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倡导女权运动，自己示范：结过几次婚有过n多女友，这点和罗素很像。张申府是罗素在中国最大的粉丝，也是最早翻译研究罗素的人之一，一辈子致力于将罗羅素、孔子、马克思这老哥几个糅合到一起。他是“五四”的主要干将之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没少喊，但他总加半句“救出孔夫子”，这个就有点扯了。张申府晚年惋惜自己的职业生涯，说“我就吃亏虧在没写出过一部大部头哲学书”。但这个糊涂思想，怎么写书？这是后话。
罗素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刚一下船，也没人来接，罗素茫然，本来就没正式邀请函，以为爲中国人真像传说中的那么不靠谱。倒是有同船的英国人添乱，向英国國外交人员举报说罗素在船上发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弄得罗素两兩口子差点被赶回英国。打小报告，哪的人都会。英国政府还给北京政府发电“提请贵政府注意他的行动以及对公众的恶性后果”。结果北京政府挺有骨气，回绝了。
“讲学社”委托上海的几家教育团体接待了罗素。梁启超没来上海。陈独秀倒是出席了，但陈不好罗素这一口，席散后再没同罗素联系过。倒是打着要同陈独秀商量建党的旗号从北京赶来的张申府追星似的跟着罗素。他在上海那几天就住在陈独秀渔阳里的家里，当时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处。罗素到上海连着五天大宴，伙食好，于是开始夸中国人是“最文明的人”。中国人一听，哪受得了，这么多年光被人臭揍了，马馬上就回夸，说“您是孔子第二啊”。真贫。这话传到同在上海的孙中山耳朵里，孙大炮也起哄说，我也得请啊。最后时间没约上，孙中山马上要到广东去搞北伐。一年前在杜威刚到达中国时，孙中山就和杜威见过，两人相谈甚欢。其实夸某人“孔子第二”是中国人惯用的伎俩，就在一年前，蔡元培给比罗素早到中国的杜威发名誉博士学位时時，就说过杜威是“孔子第二”。
在上海时，其中一天的大宴是某家报社请客。席间还请来一位古琴艺术家，罗素是头一回看见七弦琴。主人介绍说演奏的曲子有四千年老了。罗老差点反问，四千年前你们中国人会说人话了吗，但被人夸过“孔子第二”了，不好随便菲薄他人。罗素在上海期间去了趟杭州，在那住了三天，西湖美景弄得罗素真想学中文。但西湖游记被鲁迅看见了，鲁老写了篇短文挖苦：“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則也许有别的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当时所有极端派（包括左派，右派）都不喜欢歡罗素。如果鲁迅看到后来出版的《中国问题》也许不会这么尖刻吧。
罗素在南京演讲“爱因斯坦引力说”，居然来了七百多人听讲。即使今天爱因斯坦本人复活，真身到中国，恐怕也招不来这么多人。回到上海，各省开始抢夺罗素去演说，架势有点點像“非诚勿扰”节目来了个热男。最后罗素灭了其他省的灯，去了湖南。湖南那边把杜威也从北京城弄来了，而且是蔡元培专程陪同，湖南想搞罗、杜、蔡的锵锵三人行。这么一折腾，罗素到北京已经10月31日了。
罗素的自传中提到，他和杜威头一次见面是在湖南督军谭延闿的宴会上。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也说說这是他头一次见到杜威夫妇。蒙克的《罗素传》也是这么说的。但克拉克的《罗素传》则认为罗素是1914年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头一次见到杜威的，而且援引的也是罗素在1914年时给奥托琳的信。无無论如何，在长沙的见面前，罗素和杜威彼此都不喜欢对方。杜威对罗羅素的印象是“对本阶层以外的人怀着一种贵族式的轻蔑”。而罗素那时根本看不起美国知识人。他对美国知识界的最早了解来自于他哥哥的朋友、哈佛的哲学教授桑塔亚纳。那时他对詹姆斯的心理学也有兴興趣。真正让他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改变看法的是他们的前辈皮尔士，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杜威在1919年刚到中国演说时曾经评论过過当代的三位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他对罗素的评论是“悲观觀主义者”，演讲时张申府在场，第二天他就给当时北京最大的《晨报報》写评论对杜威的看法表示异议。
罗素在长長沙的另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是，在他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台下坐着一个后来的非凡人物：毛泽东。克拉克的传记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可能出现在罗素后来在北京的演讲中，但蒙克明确指出毛泽东肯定参加了罗素的长沙讲座。毛泽东听完讲座后评论道：“那玩意都是理论，不切实际。”但毫无疑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罗素印象还是不错的。当1962年中印闹边界纠纷时，罗素在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恳请下，出面调停，而且貌似更偏向中国。当然中国在军事上有优势，在外交上的空间自然更大，而尼赫鲁给罗素的回信中不时出现印度不愿“投降”的字眼，可见已经是弱势了。但当时为中国说话的人确实不多。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请罗素访华，并请何兆武等学者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而当时被冷落的张申府都有感觉，有次参加政协会會议，周恩来特意跑过来和张申府寒暄，故意提到：“罗素马上要访华華了。”罗素派了他的秘书舒恩曼访华，但这个除了罗素以外没人喜欢歡的人在中国的态度开罪了周恩来。最后罗素据称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也许是因为他不想看到当年一厢情愿喜欢的中国变成了他不喜欢的斯大林体制。作为右派的张申府也被容许与罗素重新建立联系。罗、张最后一次通信，是1962年9月17日，罗素写给张申府的信中写道：“收到你的充满智慧和善意的信，我感觉收获甚大。随函附上我庆祝九十岁生日时所收到的一份程序表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也希望你也拥有一份。另外我还附上一本我的《袖珍世界历史》……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我逝世之前，我不打算出版我的自传，因为世事无常。受许多因素影响……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 这是后话，罗素在收获他四十年前播下的友谊种子。
罗素一到北京，就在翻译赵元任的帮助下，雇了一仆人、一车夫、一厨子。仆人像上海出租车司机一样，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赵元任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教数学、物理、心理学；后来受罗素的影响，还教过逻辑。为了给罗素当翻译，赵元任将清华的课程都取消了。赵元任和罗素住一个院，那时正在和杨步伟搞对象，经常找罗素支招。后来赵两口子成了罗素的终身朋友。第一场場演讲11月7日在北大，大礼堂来了一千多人，老罗吓一跳，这是来來听哲学的吗？另一方面又自喜：中国人有文化啊，都把我当美国大片了。
“罗素”这个名字的定译就是出自张申府。另外张申府一直对罗素的某些术语坚持自己的译法，如将Analysis译成“解析”而不是“分析”。张申府坚称“解析”这两兩个字就是他首创的，Analytic Geometry译成“解析几何”而不是“分析几何”，是不是也受他这译法的影响？张申府认为“分析”太简单了。他曾给罗老写信说：“我对你的所有学问，以及相对论都有所知，要说为你做翻译，中国除了赵元任和我，就没沒别人了。”
罗素刚到北京，张申府就给罗素写了封信：
我很可能在十七日或稍后离开北京前往法国，我很遗憾我们这么快就要分离，但即使我到了法国，我仍将研究您的哲学，阅读您的著作。所以我希望您将来每出版一本书書，或发表一篇文章（甚或书评），都麻烦告知我，在此提前谢过。
另，可否得到一张您亲笔签名的照片？我真是崇拜您才这么要求的。
罗素第二天就约张申府一起喝茶。《围城》中就有褚慎明给罗素写信，被罗素请喝茶的事儿，出处估计是张申府。罗素是达人，知道中国那一批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但他那本访苏后写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批评評了苏联式社会主义。他怕引起张申府的误解，给张申府的便条里小心翼翼地写道：“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张申府回道：“虽然我支持社会主义，也支持苏联，也信仰共产主义，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罗老知道此时张申府要到法国中法大学去教逻辑，就把他引荐给一位自己的学生、法国数学家尼科（Nicod），介绍信里说：“要论对我学问的了解，中国除他没别人了，他还编了一个我的著作目录，比我自个编的都好。”罗素这是客气，《罗素自传》压根没提张申府的名字。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多是蒙克所说时评性的（journalism）而不是专业性的，但其实他是很想讲讲自己的看家本事数理逻辑的。张申府援引罗素的话（这话没找到原文出处，也许是罗张之间的私聊）：“在数理逻辑取得突破之前，想解决任何哲学问题，没戏。”
但罗素只讲过一次逻辑，效果不好，大部分学生听不懂，抱怨说这不是哲学。罗素也抱怨：“中国学生所知不多，缺乏训訓练，而且很懒。”罗素只好随俗，人家花钱点歌，爱听什么，咱唱什么，多亏得罗老美声通俗都能来。其实，罗素的政治观点比他的哲学學观点变换的速度还要快。智力高超的人喜欢指点江山也无可厚非。尽盡管罗素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但观察时有警句，如罗素评论中国军阀閥混战：“作战的双方都想逃跑，而胜利属于首先发现对方在逃走的那一方。但这一点只是证明中国的士兵都是有理性的人。” 罗素1920年在北京演讲时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工业主义的两种形式；帝国主义和自决力量（即为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势力）是民族主义的两种形式。当今世界的巨大冲突由这样两种势力形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伙，而社会主义和自决力量一伙。”这预言了三十年后全球范围发生的事情。
罗素原定在北京演讲十次，但讲完五次就得了场大病。关于这病是怎么得的，克拉克和蒙克说法不一。克拉克说是罗素到保定育德学校演讲时突发肺炎，而蒙克说是老罗到西山度周末，回来时发烧。但无论如何，这病差点要了罗素的命，几次下病危通知，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记者甚至发电说說老罗已死。害得远在英国的最亲密的科丽特哭得死去活来的。最后多亏朵拉的无微不至和杜威夫妇的帮助，罗素才得以康复。朵拉此刻已经怀孕，这是罗素的第一个孩子，他已经四十八岁了，一直期盼着自己能有个后代，此时他只想回英国速速离婚，迎娶朵拉，给孩子一个個名分。
中国给了罗素很好的印象，他在临别演讲时这样说道：“你们必然会经历一段与俄国共产党独裁相类似的阶段，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才能完成，工业资資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
罗素大病昏迷中醒过来后，给红颜奥托琳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了他昏睡时做的梦。那梦极具隐喻，写作风格也全然不同于老罗平常犀利的风格，各家传记記作者都收录了这封信，但对这梦的解析，却各不相同。以后我们有机機会再“解梦罗素”吧，这里我们以那封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结束：“在这些愿景中，人类将淡漠倾轧，所有人都快乐，而痛苦将从这残忍的世界中悄然而退，人类将会得到至美，那才是他们的终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