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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50岁了，除了教书我还能做什么呢？”做了三十年代课老师，吴春萍常常这样反问自己。

　　在位于上饶市铅山县太源畲族乡海拔960多米的山区里，她放弃了诸多的人生选择，坚守在大山深处。

　　这样的反问更像是拿自己揶揄，多年来，她挣的工资不到正式教师的一半，所有福利与其无关。

　　但了解她的人知道，这更是她对自己坚守的鼓劲。而面对乡镇中心小学的邀约，她摇起了头:“我老了，不愿走了。”

　　家里=课堂

　　—被蛇咬了，家成临时教室

　　和我们熟悉的那些小学相比，铅山县太源畲族乡畲族村孩子的“课堂”有些特别。

　　在位于武夷山北麓海拔960多米的一个仅20来户人家的山区村落里，一户人家狭小的厅堂里，摆进了六张书桌；没有铃声，除了朗朗的读书声外，偶尔传来孩子们嬉戏的欢笑声。

　　房子的主人叫吴春萍，村里的代课老师，年近50岁的她已是满头白发。

　　9月17日8时许，雷浩奇、兰心怡来到“课堂”。两人自觉地打开了书包，拿出语文书开始晨读。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打在课本上。

　　“秋天来了！秋天来了！”二年级的兰心怡语调抑扬顿挫。相比之下，一年级的雷浩奇就调皮得多。他一边念着“a、o、e”等字母，一边用眼睛瞟着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的吴春萍。过了不到5分钟，他终于忍不住了，偷偷对兰心怡说：“老师怎么打起了盹，不是在睡觉吧？”

　　兰心怡说：“不许乱说，老师是被蛇咬了！”

　　近来，吴春萍大多时候都躺或坐在屋檐下。“这样能够促进血液流动，也能好得快些，”她指了指自己的右脚，被银环蛇咬过的痕迹像枯树枝一样，烙在脚背上。

　　8月30日，吴春萍在家门口被银环蛇咬了。

　　“山里蛇多。”村民兰长春觉得被蛇咬了就该休息，但让他意外的是，“吴老师把课堂搬到了她家里。”

　　此前，畲族村教学点在当地村委会腾出的一间办公室，容纳现有的六名学生还算凑合。

　　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兰心怡常看见吴春萍独自在屋檐下闭着眼，遇到打招呼的孩子，她通常以微笑回之。

　　“就我一个老师，我如果休息了，孩子们怎么上课？”吴春萍说。

　　学生>自己

　　—因为孩子，她变得勇敢

　　看着脚上伤，吴春萍说，自己其实一直怕蛇。

　　她依稀记得，她当初来这个教学点时，首先出来“欢迎”她的就是蛇。

　　1985年，高中毕业的她通过太源畲族乡教师考试招聘，被分配到了畲族村教学点当代课老师。

　　那时，吴春萍的家在陈坊镇，家里开了个杂货店，“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虽然知道教学点很艰苦，是太源畲族乡最偏僻的小学，但她带着弟弟裹着铺盖卷就出发了。

　　“姐，咱要不别去了，在家打理商店，也比来这教书强。”两人走了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小道后，弟弟李胜平（姐弟俩分别随父母姓）开始劝说吴春萍。

　　话还未说完，恍惚间，吴春萍发现身后的灌木丛在动，她定睛一看，一条蛇正要往外蹿。吓得她直往后缩。

　　那是吴春萍第一次遇见蛇，“难道是初来畲族村任教，来迎接我？”她打趣道。

　　后来，丈夫兰长祥嘲笑她胆小：“即便是去田里采摘辣椒，她也要拿根竹竿捅一捅，生怕蹿出条蛇来。”

　　但在学生们眼里，吴春萍并不胆小，“吴老师最勇敢”。

　　兰心怡说，吴老师经常挨家挨户送学生到家，山路石阶湿滑不堪，她却走得踏实稳健。

　　现在在铅山县读卫校的雷心兰当年就在这个教学点上学，她住在距离教学点7华里远的农耕坞，因为家里农忙家长没时间接送，吴春萍就一直接送她。“送我们回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傍晚过后，深山里难免有蛇虫之类的，我们也常遇到。”兰心怡说，这时候吴老师经常用矮小的身躯挡在他们身前，声音有些发颤，“别怕，我们不要踩它，就不会咬人。”

　　而在兰长祥记忆里，30年来，妻子总是穿行于村里与山中接送学生。“我心疼不过，得空就帮她送。”

　　老师+妈妈

　　—留守儿童长大了，要报答她

　　在吴春萍的课堂上，6名学生分成一、二年级分别上课。

　　“好了，现在讲一年级的课文，二年级的同学自己做练习。”9月17日，吴春萍话音刚落，坐在后排的兰心怡低着头，翻出了练习本。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

　　有时，她会眯起眼睛望着挂满奖状的墙壁，沉浸在对这所乡村小学过去的回忆里。

　　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教学点最为辉煌的时期大概在1996年，那时有三个年级，近20名学生。之后，不少孩子跟随父母进城，在这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了，“生源的流失让这个教学点面临被撤销”。

　　虽然人少，教学量却不能少，“仍然按照课程表，每天上7节课，包括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和体育在内，一周上下来共35节课，相当于3个老师的工作量”。

　　“她就没停歇过。”兰长祥说，每天晚上7点，吴春萍在卧室中，借着一个15瓦的灯泡备课，光线十分昏暗，她的视力因此变變得很差。

　　因为学生多系留守儿童，教学之外，吴吳春萍尽可能地给予孩子们更多的关爱。

　　雷心兰5岁就开始跟着吴春萍念书了。“那年，她母亲喝农药自杀了，父亲在外面打工，只剩下奶奶和她相依为命。”吴春萍说，“看着雷心兰经經常望着门口发呆，我就让她来我这跟着上学，中午在我家吃饭，直到她10岁去镇里寄宿念书。”

　　如今雷心兰已经20岁了，目前在铅山县城读卫校。

　　“她就是我妈媽妈，以后一定会报答她。”9月19日，雷心兰在电话中语气笃定地对新法制报记者说。

　　“不知道吴老师眼睛怎样了，当初我妈妈不在了，都是她给我做的新衣服。”雷心兰回忆，那时時吴老师因为眼神不好，经常为此扎到手，后来这些旧衣服至今仍保存在柜子里。

　　教师郑礼晴与吴春萍认识了二十多年，他对吴春萍的评价是“善良、尽职”。

　　郑礼晴记得，有一次，学生上课时发了高烧，吴春萍骑自行车到7公里以外的医院买药，又把学生送回家，自己却因为腰痛病犯了在学生家直不起腰。

　　教书·打工

　　—除了教书，我还能做什么？

　　在教学点的30年里，业务能力出众的吴春萍，身份却一直是代课教师。

　　作为代课教师，吴春萍最早的工资是70元，1994年涨到120元。去年，月薪才涨到980元。这份收入，差不多只是正式老师的一半。

　　而且，她不享受寒暑假的工资待遇，各种保险福利也没有。因为田少，家庭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山上七八亩树林。但自2000年起，吴春萍家的山林全被划作了公益林。

　　“一年补偿200多元/人，一年下来有1100多元。”吴春萍说，后来她丈夫就种点香菇之类的卖钱。

　　拮据时，吴春萍时常请人捎口信给陈坊镇娘家。“是不是米又不够吃了？”每逢这时候，李胜平都会将一些生活必需品运上山来。

　　“我也有过挣扎，想过放弃。”吴春萍说，上世纪90年代初，看着身边朋友打工回来，手上拿着一台三用机，既可以听广播，又可以播放磁带，这让吴春萍很眼红。“还是打工好，又能开眼界。”于是，吴春萍开始计划出去打工。

　　这时，畲族村的老村支书兰老汉劝道：“你走了，这个教学点没沒老师来，对于边远山区的孩子来说，就没有书读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还是选择了留下。”吴春萍说。

　　2000年，恰逢上饶市电视台来当地做启蒙教学。“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让我参加教师转正考试。”吴春萍说，但她得到的结果却是“你不是少数民族，按照规定，代课年限达到20年才能参參加考试”。

　　在吴春萍代课25年时，她说自己有幸第一次参加了教师资格证考试，三门过了两门。“第二年补考，教育学竟然换成了电脑答题。”因为答题时间不够，吴春萍依旧无法转轉正。“因为不会电脑，后面我就放弃考试了。”

　　后来，吴春萍得知在2009年她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参加考试，但因为住在山里，并没有人通知她。

　　“快50岁了，除了教书，我还能做什么？”吴春萍说。

　　辛苦VS幸福

　　—糯米性子，畲族“迎春花”

　　“她就这个糯米性子。”兰长祥叹道，继而又喜笑颜开，“不然也不会被我轻易追到。”

　　吴春萍的家，是栋依山而建的白墙灰瓦民房。早在十几年前，这里原是村公所的老房子，她刚来畲族村时，便在这间屋内教书，兰长祥那时在对面开了家代售点，卖点油盐酱醋。

　　“她每天从早到晚上课，累了我就陪她聊会儿天。”兰长祥就这样和吴春萍熟稔了起来。

　　“每逢周六，他都会耗费1个多小时送我下山，到了太源畲族乡又骑他父亲的自行车载我到陈坊镇。”吴春萍大为感动。

　　作为丈夫，兰长祥更希望妻子能够开心，钱少没关系，“每次她面对孩子时的笑容，我就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她”。

　　30年来，吴春萍虽然只教过100多名学生，但这些学生大都走出了深山，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还有的学生在北京、苏州成功创业。逢年过节，在外地工作和创創业的学生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吴春萍。

　　乡亲们称她为畲族“迎春花”，因为迎春花不畏寒威，不择风土，适应性强。

　　早在2003年，太源畲族乡中心小学校长有意聘请她到中心小学工作，将畲族村教学点撤去，但被吴春萍拒绝了。她念旧，不愿离开这所呆了30年的教学点。

　　如今，吴春萍依旧有两个担忧，一是年纪大了，希望以后有接班人能到这里帮助孩子；二是由于一直是代课老师，迟迟没有办妥的社保问题。

　　文/图 记者刘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