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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沃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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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克拉格是个秘密间谍的绝好人选：他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言谈举止有着旧式贵族无可挑剔的礼仪，不论男女都能被他的魅力折服，还能发展“新人”，让他们成为他的下线或情报来源。
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香奈儿则沉浸在威尼斯旖旎的风光里。的确，那些蜿蜒的河道和阳光普照的广场让威尼斯在每个季节都有着醉人的魅力。在《香奈儿秘史》一书中，作者伊莎贝尔·菲迈尔也描述说，香奈儿曾在建于17世纪的安康圣母教堂跪在一千根蜡烛中间，在提香所画的五位圣者的默默注视下为卡培祈祷。
好在随着冬去春来，香奈儿的心绪在塞特夫妻的照顾和威尼斯城的慰藉下渐渐平复，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并不平静，汽车渐渐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同时也威胁着行人的安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随后，一道禁酒令让美国人进入禁酒时期，迫使喝不到酒的美国有钱人一拨一拨地来到巴黎；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登上了政坛；而共产主义及苏维埃革命则横扫了整个欧洲，让中产和上流阶级恐慌不已。
在一战后的“文化大地震”——也就是被法国人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段时间，巴黎处在了震中的位置。菲茨杰拉德称稱其为“爵士年代”；而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海明威的笔下，则是“迷惘的一代”。在香奈儿的传记作者皮埃尔·加兰特看来，这是一段“疯狂的岁月：艺术家们渴望荣耀，人们到大街上寻找欢乐，到处都是经历了‘最后一战’的种种恐怖之后，自己还能活下来的喜悦”。
到了1920年，巴黎已经成了艺术家们的麦加圣地。画家、作家、音乐家和雕塑家纷纷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希望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吃喝玩乐，过着充满欢乐和创造性的生活。巴黎人在路边的咖啡馆、工作室以及社交晚会等各种场合聚会，机智的谈话、美妙的音乐和对艺术的激情也无时无刻不在迸发。这座城市已经“忘记了黑暗的日子”，无论是巴黎本地人还是海明威这样樣的流亡者都渴望新鲜的事物；无论是在绘画、雕塑、演说，还是文学學领域，人们都对原创的作品充满渴望，而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布拉克和玛丽·洛朗桑这一批画家正在崭露头角。每个领域都有新人开辟着新的天地，在建筑领域有勒·柯布西耶，音乐领域里有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舞蹈界有佳吉列夫和尼金斯基，文学界有纪德、柯克多和莫里亚克，爵士乐在一战之后更是成为人们寻欢作乐的写照。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汽车、收音机以及流行运动的发展，理想主义那一套早被人们抛在了脑后。现在，有钱的欧洲人信仰科技进步、挣脱脫世俗的枷锁以及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产阶级也日益富裕，钱都多得没沒处花。在巴黎的蒙马特和蒙帕纳斯地区，海明威和亨利·米勒同为“去国离家”的作家，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在这样的环境里沉醉并将他们融入自己笔下。1921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塞尔达達也来到了法国，然而他们没有流连多久，连法语也没学会几句，就于同年十月返回了美国，以便他们的小孩能在美国出生。1924年4月，这对夫妻又回到了法国。一年以后，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在巴黎定居，然后于1925年5月和海明威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