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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耀邦认为，锄奸工作应该主要依靠党组织的领导，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政策。当时，这种直属锄奸部的“细胞组织”设置到连队一级，自成体系，权力甚大，有许多冤案错案是他们弄出来的。
1938年，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在发表讲话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江，原题为：《胡耀邦初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
军委履新识干部
1939年1月，经毛泽东提名，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大队政委胡耀邦出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履新之际，胡耀邦对抗大充满眷恋之情。临行前，抗大一大队学员送给他一些小礼物，其中有一面小锦旗，上书“青年领袖”4个大字。胡耀邦把这件礼物带到了延安。这4个字，或许是对他将来会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未卜先知，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相知甚深的情感流露。
胡耀邦永远不会忘记在抗大的两年生活。在此后的岁月里，谈到抗大的时候胡耀邦总是充满了激动。本来，他已是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委员会成员。离开瓦窑堡，他就不再参加具体的纪念委员会筹备事务了。
抗大在瓦窑堡，延安在瓦窑堡以南90公里，胡耀邦告别了警卫员蒋文模，步行南下。出发之日，他身边还有几位战友也调到延安工作或学习，大家结伴而行。
同行者中，有从抗大一大队调出的干部余建亭。他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投奔延安的大学生，1936年入党黨，这次去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刚到延安的时候，胡耀邦和余建亭住在一个窑洞里。
胡耀邦翻阅了余建亭的工作笔记本，发现他的笔记清晰细致。这时，一位管津贴发放的干部找到余建亭，告诉他可以发给当月津贴4元钱。余建亭马上告诉来人，他已经在抗大领过了，这笔津贴不能再收。要是余建亭不作这个声明，初到延安收下津贴也不算什么，但他没有这样做。
胡耀邦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几天后，胡耀邦告诉余建亭，自己已经向上级说說了，把他留在总政组织部工作。不久，余建亭担任了总政组织部股长長。他大概是胡耀邦到组织部后调用的第一个干部。
独当一面开展工作
当时，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方强，比胡耀邦年长3岁。方强是湖南平江人，1926年入团，次年转党。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方强编入红军，历任连、营、团、师政治委员，资历比胡耀邦老。方强于1938年3月就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在胡耀邦到职的时候，方强却不在组织部，他担任军委组织的“华華北考察团”团长，前往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根据地考察学學习去了。他于1940年7月返回延安后，即调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
陶铸，1926年进入广州黄黃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共，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等职。1940年3月到延安，不久后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同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成了胡耀邦的同事。
陶铸为人豪爽率真，好读书，喜诗词，与胡耀邦意气氣相投。陶铸住在王家坪的窑洞里，胡耀邦住在坡下一间平房里，相距不足30米。每到周六晚上，陶铸总要到胡耀邦住处聊天。他们两人的友谊经历了岁月的淘洗愈加纯真。1969年11月30日，陶铸鑄受尽迫害在安徽合肥悲惨地死去。胡耀邦闻知陶铸死讯非常悲愤。
边章武，年纪比胡耀邦大15岁，1931年参加宁甯都起义，次年入党，红军时期担任过师长，1942年至1944年任军委作战局（一局）局长。他算得上胡耀邦的忘年之交。王鹤寿当當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常和胡耀邦打交道，两人逐渐成为挚友。
胡耀邦身上有一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天性，许多干部都喜欢和他聊聊天，到他那里走走。总政组织部和军委作战部不过是一沟之隔，胡耀邦和那里的几位局长都熟悉。在红军时期起就从事参谋謀工作、在军事理论方面很有修养的作战局局长郭化若和胡耀邦过从甚密。有一回毛泽东作报告，郭化若和胡耀邦坐在一起。听着听着，郭化若的思想开了小差，挥笔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胡耀邦。胡耀邦看罢罷便笑，也回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主席叫你听报告，你却来卖金（即写字卖钱之意），主席知道了，叫你局长当不成。
当时，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溉之，1901年生，年逾不惑，头发却已谢去，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些。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王若飞胖胖的，同事戏称“王大胖”，他夫人李培之也胖。郭化若和胡耀邦一起诌了一个对联调侃，联曰：吴溉老人老心不老——长春王大胖夫胖妇也胖——合肥
在生活中，胡耀邦身上童稚的一面也时而表现出来。有一回，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个個“老干部学文化”的故事，说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一位来自内地的青年女学生谈恋爱。老红军派警卫衛员给女青年送去一封信。结果人家回了一封，看来恋爱已经成功，因此姑娘在信尾有一句：“送你一个吻！”
警卫员带回了这封信，老干部读信后去找警卫员说說，除了信你怎么把人家捎来的东西自己藏起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呀。
老干部说：有啊！那信上写着，是一个吻呀。讲罢这个故事，胡耀邦先自哈哈大笑。
经历了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岗位上的历练，胡耀邦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