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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载宗亮《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探讨现代学术史上聚论纷纭的公案。作者先是引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后又发现《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中有一封杨联升致胡适的信函，云：“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讨论弹词，本是油印的。”
由于此函时间为1956年8月10日，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如果章士钊的行程没有被误植，且陈寅恪也确实是在1956年8月才将《论再生缘》赠与章氏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论再生缘》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流出海外了，台湾方面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陈寅恪的这部‘感怀身世’之作。”
我不敢苟同宗亮先生的推论。不错，陆键东提出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先生动身赴港，9月抵港，陆著发言有据，但如据此推断《论再生缘》如经章手流出，决不得早于9月，则粗心犯错了。
事实上，9月前，章士钊还有一次赴港之行。1956年春天，章士钊受毛、周之托赴港，身携中共中央致蒋介石先生的信件，该信最后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劝说蒋介石先生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章经广州到香港后，将信件交给了台湾派驻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许不敢怠慢，很快飞赴台北，向蒋汇报了与章会谈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的来信转交。这一事件，堪称国共两党后期交往的大事，我反复问了随章赴港的含之女士，赴港是春天，交信则是5月。故我在拙著章士钊传记《寂寞秋桐》中说是：“1956年春。”（见《寂寞秋桐》，p192）。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p289指出1956年春及同年7月，章士钊先生两次访港。我以为，袁谱是严肃而有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1956年4、5月，章先生赴港前过访中山大学陈寓时，陈寅恪先生赠送了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此本系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自费打印。
笔者整理的《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收有1957年3月番禺刘景堂编定的《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其“广州集”中有《陈寅恪以近著数种见赠，<论再生缘>尤突出，酬以长句》：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此诗排列在《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前，显系在陈寅恪六十七岁生日，亦即1956年6月25日以前，可知在同年4、5月间，章士钊先生已经得到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了。
这样，章先生5月抵港，将其分送友人，以至8月10日，杨联升致胡适信中谈及台湾周法高见到此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论再生缘》的流出及出版脉络是相当清晰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谈到《论再生缘》流出海外，说“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论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陈寅恪夫人）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这应该是可信的。牟润孙说：“后来听说，果然给他老人家招了祸。”可以想见，《论再生缘》流出海外当时给陈寅恪先生带来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情态下，有古君子之风的陈夫人是不会把不属于章先生所为之事加于章的。此其一；其二，其时章“圣眷正隆”，又负有最高政治使命，观其在《南游吟草》中对台湾的故旧如白崇禧、张群、俞大维、于右任等41位政要温情招隐的赠诗可知，章士钊先生是百无禁忌的。陈夫人据实将流出渠道说出，既对章无损，又保护了一些时受猜忌的学人，化弦箭于无形，的确是聪慧之举。
来源：银河演员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