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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走后
——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九
章敬平
法学博士
穷其一生，政治家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背影。今天，想起段祺瑞这个名字，我脑海中即刻浮现的，是他1926年3月18日长跪不起的那个背影。
那个背影，是历史亲历者或历史记录者通过文字，灌进我的脑海的。
历史亲历者们说：
那天下午，天气有些阴冷，匆匆赶到执政府门前的段祺瑞，面对一个血肉横飞的场景，一群还在天空徘徊的魂灵，怅然跪下。
这魂灵中，有一个女孩叫刘和珍。子弹从她的背部射入，斜穿心肺。见她倒在地下，没有立刻死去，一个同伴试图冲过去将她扶起来，还没走到她的身边，就中了四颗子弹，栽倒在地，另一个同伴也想冲过去，穿胸而过的子弹阻止了她的冲动。仰赖生命的本能，刘和珍还是坐起来了，让人愤懑的是，一个执政府卫队的士兵，向她的头部猛击一棍，而后又一棍击向她的胸部。就这样，鲁迅眼中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死了。
刘和珍的死，我在中学课文《纪念刘和珍君》中读到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将之与历史教科书中的“三一八惨案”联系起来，不知道刘和珍的死就是“三一八惨案”中的一个细节，更不晓得历史教科书中形象刻板的段祺瑞，还有给刘和珍等死者下跪的情节。
刘和珍惨死前6天，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交战正酣，本应保持中立的日军，竟然派军舰护卫奉军进入天津大沽口，并向国民军开炮。怒不可遏的国民军毅然开炮还击。孰料，日本国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执政府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公使们威胁说，如果48小时内得不到答复，他们将以武力解决。
最后48小时内，北京民众愤怒了。惨案发生的那天上午，数千人跑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坚决反对八国通牒。大会會结束后，游行队伍去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代表们和执政府卫队交涉，希望放他们进去和段祺瑞、国务总理贾德耀会面。可能是担心局势失控，卫队长命令卫队驱散游行队伍。眨眼之间，1名卫兵，2名便衣警察，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4名游行群众倒在血泊中。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英国《泰晤士报》说，这是一场政府兽性大发的惨案。
接到报告匆匆赶到现场的段祺瑞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话，说的是他自己。
这话，对段祺瑞来说說，并不为过。论个人修为，段祺瑞一生“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那个贪占成风的年代，晚年连保姆都请不起的段祺瑞，足以让后世贪官们惭愧不已；论历史功绩，所谓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加冕者，成就了段祺瑞一生“三造共和”的美名。然而，刘和珍等人的血，在他的个人历史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为了表明自己的忏悔，长跪之后再度站起的段祺瑞誓言终生吃素。生命的最后几幾年，家人多次劝说体弱多病的段祺瑞吃点荤，改善营养，他回答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今天，渴望还原历史真相的人们说起段祺瑞，不免会说起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终生素食的举措，以及长跪不起的那个动作，以此说明段祺瑞并非十恶不赦的坏蛋。
以一生的长度看段祺瑞，他当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但是，他在“三一八”惨案中的罪责，是不能以功相抵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长跪不起，不能因为他的终生素食，而豁免他对刘和珍们的罪责。
作为一个有着“三造共和”美誉的临时执政，他应该知道，早在孙中山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有集会之自由”，“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这就从宪法上确认了刘和珍等人去执政府门前请愿的权利。作为国家元首，当他的卫队向一群为国请愿的人民开枪槍，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因为国务总理辞职而烟消云散，不能因为卫队首犯依法受惩而一了百了，也不能因为诚心忏悔而一跪了之。
对于“三一八”惨案这样的大屠杀，元首负有刑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段祺瑞已经通过终生素食自我追究了，政治责任也通过過他的下野承担了，至于刑事责任，则是没有影子的事。当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世杰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段祺瑞作为中国最高军政长官，与他的土匪式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京师地方检察厅如果向他下一个逮捕令，不单单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法律所许可的。
教授不是检察官。检察官没有起诉段祺瑞。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未经审判就不能认定他有罪。所以，没有走上被告席的段祺瑞是不是“三一八”惨案中的罪犯，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法律上是没有答案的。好在人心是肉长的，人人心中有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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