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新闻《司徒乔：画筆对准底层民众火光燃尽为讴歌人民》_

　　原标题：司徒乔：铁笔檀心锦绣肠倾将热血入丹黄

　　“他将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鲁迅先生曾这样赞赏画家司徒乔的创作。面对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和可歌可泣的时代，司徒乔终其一生保有了至真至纯的人性良知与艺术热情，岁月沧桑不改其明丽之心，他把无限的真挚情感倾注到画笔之上，掷向人间底层的黄埃大地。

　　含泪握竹笔，热血写悲凉。在他的艺术中，不仅有对生命眷恋的至美表达，还有那些并不美丽的图画，如挣扎求生的乞丐、饥饿的难民、悲苦的老华工……他的画饱含了爱与激情，他的艺术告诉人们，在真正的艺术中，比表现“美”更震撼的是要表现“真”。

　　“伏马穿林日欲昏，画囊载梦行孑孑”。这些画，是一个艺术家的世纪心曲，更是百年中国美术史不可错过的画卷。

　　结识鲁迅

　　将画笔对准底层民众

　　鲁迅生前只给两位中国画家写过评论，一位是给他画书封的陶元庆，另一位就是司徒乔。上世纪20年代，鲁迅为来自广东开平的艺术青年司徒乔写下评论《看司徒乔君的画》，赞赏他“有时将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

　　司徒乔是最早与鲁迅结缘的艺术青年之一。1924年，司徒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离开岭南大学北上到燕京大学神学院学习。在北京，司徒乔阅读大量鲁迅先生的著作，成为了鲁迅思想的追随者。当时的进步刊物《莽原》，封面都是司徒乔的画，每期都能读到鲁迅的短文。

　　“我在校旁小巷里散步时，随处都看见祥林嫂、闰土、阿Q、小栓……他们又使我想起童年在开平乡间所见到的祥林嫂、闰土……我开始爱上他们，并痛恨那些压弯他们的脊梁、榨干了他们血液的吃人的制度；我便开始画，画他们的苦痛和愤怒。”在鲁迅先生思想的启发下，年轻的司徒乔开始提笔作画，对准底层的苦难民众。

　　1926年，年仅24岁的司徒乔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办个人画展，没想到鲁迅先生不期而至，购买了司徒乔的两幅作品《五个警察一个O》和《馒头店门前》。

　　鲁迅所购买的《五个警察一个O》，是司徒乔于1926年除夕夜的创作。在那个寒夜，司徒乔原本赶去参加同乡的年夜饭，结果在路上见到了悲惨的一幕：一个带着孩子的孕妇因为已经给孩子讨了一碗粥还想再给自己讨碗粥，而被“维持秩序”的五个警察追打。司徒乔难忍心头愤怒，索性年夜饭不吃了，回到自己的住所连夜创作了这幅画——他借用画中那个“O”点出底层苦难妇女的悲惨命运，抒发内心的控诉。

　　鲁迅购买司徒乔画作一事，对司徒乔的创作道路影响至深。他多年后曾写文章说：“从鲁迅先生买去的画，我得到这么一个启示：只有关切人民的画，才会得到鲁迅先生的喜爱。这个启示，一直指示着我的创作道路。”

　　从神学院毕业后，司徒乔没有按照校长的建议去当教会牧师，而是选择投身艺术。这也意味着他丧失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他自诩“白薯画家”，住进北京的贫民窟里，每天继续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但他痴迷其中，甚至说自己有不得不画的苦衷，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只要看到什么甚至听到什么”，他就忍不住要画下来。

　　司徒乔在上海结识鲁迅后，常去探望鲁迅，有时一同吃饭，有时一同到附近小剧院看戏。鲁迅也到过司徒乔那巴掌般大的“乔小画室”看画，并为他的“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作序。

　　1936年，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司徒乔是几位赶到殡仪馆为鲁迅速写遗容的青年画家中的一位。司徒乔利用极有限的临场时间用竹笔急速画下3张鲁迅遗容，发表在上海的多家报纸上。司徒乔把对鲁迅的全部情感表现于竹笔端，在奔放与苍劲的点划之间生动地再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的形象。护送灵柩盛大队伍中高举着的鲁迅巨幅布画，也是由司徒乔所绘，这幅画随着护灵的照片流传于海内外。

　　可以说，司徒乔的绘画中有一道光束，它最初来自于鲁迅思想。

　　颠沛海外

　　穷境中发现人类美真

　　“在穷境中守着自己一点希望，去发现人类的美真。”这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对司徒乔艺术的评价。

　　1929年，27岁的司徒乔第一次踏上异国之旅，远赴艺术之都巴黎，跟随法国画家比鲁学画。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油画技巧，然好景不长，半年后就因为交不起学學费而被迫辍学。但司徒乔没有放弃，他干脆终日泡在博物馆免费学习習，整日跑到卢浮宫学习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画作。此外，伦勃朗、米勒的绘画也深深打动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乔决定到美国碰碰运气，赚了学费再回法国继续完成学业。谁曾想到了美国之后，司徒乔因为留学生身份却画画赚钱而被捕入狱。

　　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到纽约演出，正在美国游学的司徒乔促成了罗马尼亚肖像画家斯托恩内斯库为梅兰芳画像，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幅肖像画是如何完成的。同年，泰戈尔也来美国讲学，司徒乔大刀阔斧地画了一张比真人大三倍的泰戈尔半身肖像。游学欧美，让司徒乔在人物肖像画的创作上有所领悟。

　　司徒乔的一生，曾多次辗转海外。他30多岁时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为躲避战乱他不得不出国医治，辗转于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在海外的岁月，他饱尝了游子的辛酸，但无时无刻不心系祖国。

　　1938年，司徒乔在妻子冯伊湄的陪护下远赴缅甸教书，开始了在东南亚的四年旅居生活。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他孱弱的身体得到了短暂休息，笔下也开始有了更为抒情和绚丽的水彩风景画。

　　两年后，巧逢新中国剧团赴东南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司徒乔在新加坡观看了剧团演出的《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等十多部剧目，他每场都在台下信笔速写。一幕幕激发人们反抗的话剧桥段，激起了司徒乔心中那支战斗的画笔，他得到剧团负责人协助，3个星期夜以继日，创作出大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他把剧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苦难，融合自己的思乡之情表达出来，完成了这幅感情真挚摯的画作。

　　游学欧美后，司徒乔对人物肖像画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强強调，画肖像要用画家的心灵去捕捉被画者的心灵，决不能漠不关心地瞧着表面现象去描摹。“或者大刀阔斧、或者精雕细刻，但是要刻画畫、要塑造，使人物形象有棱有角，切不可细磨细蹭。”

　　司徒乔虽从西画入手，却立志要画中国气派的绘画，他尝试把中国画简练有力的线条，引入他的素描和速写之中。西洋画教会他在物象面前严加取舍，而中国画畫则让他懂得不为物象所拘，大胆地创造冶铸。司徒乔的肖像画呈现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和东方意境，司徒乔笔下的人物肖像似乎是从斧子凿鑿出来一般，艺术感染力特别强。这些，为他接下来攀登艺术高峰——创作抗战“灾情画”埋下伏笔。

　　抗战时期

　　绘灾情画著劫后史诗

　　1942年新加坡沦陷，司徒乔扶病归国。司徒乔在重庆创作了大型纪念壁画《国殇图》以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司徒乔用十个月的时间間完成了这幅巨制：画面中，一对农民游击队父子是画中的主角，后面挺立着许多英勇战士……英烈们睁大双眼，似在控诉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政局。

　　这时，司徒乔与冯伊湄年仅9个月的小儿子因营养不良而死去，司徒乔无暇沉溺在悲痛中，他不想冷却这支刚画完殉国英魂的画笔，立刻要用它表现前线的卫国英雄们。他参加“前线视察团”，从1943年秋至1944年奔赴西北考察战时灾情，之后又随一队专家到新疆采风。

　　“新疆猎画”是司徒乔艺术成就中的一个亮点。由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西至伊犁、霍城，南走喀什、于田……近两年的时時间中，他拖着病体创作了280余幅作品。他的一路言行被残暴军阀閥盛世才爪牙盯梢，幸得维吾尔族友人掩护得以脱险。

　　司徒乔按捺不住创作的欲望，他把写生当成“晨祷”，在他笔下，新疆丰美与宁静的草原、云雲杉插翠的雪峰、奔腾的骏马、各民族的风情徐徐展开，陆续创作了《天山放牧》《生命的奔腾》和《新疆集体舞》等作品。1945年，司徒乔在重庆举办的“新疆写生画展”轰动了整个山城。他开创了内陆画家在新疆写生时间最长、作画最多、创作最深入的先河。

　　1946年1月，应“善后救济总署”的聘邀，司徒乔夫妇又开始奔赴粤、桂、湘、鄂、豫五省考察灾情。尽管抗战胜利了，但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一片残垣断壁，国民党当局将有限的资源都用于内战上，百姓流离離失所，处处是苦难逃亡的民众。司徒乔生活在被饥饿和被疾病折磨得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人群中，被灾区惨象深深刺痛了，他拖着三期肺病病躯，以奔雷之势画下了灾民的种种苦况。

　　在广州，司徒乔用竹笔表现殉国國战士留下的孤儿；在广西梧州，他的《学龄儿童》表现了本该去上学學的孩子们在街头擦皮鞋、卖报纸、卖香烟的一幕，他们的命运脆弱得像北风中的芦苇；在柳州，他目睹为生存不得不卖掉女儿的悲惨难民，含泪画下《卖女》；在湖南，他听闻饿死人的惨剧，亲眼目睹了啃食野草的孩子，满怀悲痛画成《啃野草》……在回武汉的途中，司徒乔见到逃难回家的难民仍居无定所，开始构思长卷《义民图》。

　　满眼是悲苦的民众，天天看到难民的眼泪，司徒乔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削尖了竹笔筆，把这些难民一个一个画下来。奔涌的感情让他几乎来不及打草稿，略微打一下腹稿，就用竹笔蘸上墨汁，刷刷画到纸上。

　　“好像是难民的血，画畫家的泪，一点一滴往纸上倾注。”在妻子冯伊湄的记述中，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倾注在司徒乔的创作中，几十年来他苦练的绘画功夫，加上对苦难民众的万斛同情，一泄如注，如闪电之势，三天内一气呵成了30多个难民肖像，完成了这幅2丈6尺的长卷《义民图》。

　　1946年6月，“灾情画展”在南京举办，《义民图》《饥饿》《逃荒》《空室鬼影》《归去亦无家》等一系列作品醒世展出，7月展览移至上海，立刻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反响，门外的观众排成长龙，观众要求展览延期。纪实般的画作具有强烈的现场感，震撼了不少到场观众衆，他们在画作前流下热泪。

　　有人称司徒乔的“灾情画”是“血性之作”，有人称之为“血泪字典”，还有人说，《逃荒》一画应该挂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司徒乔的画展，也引发了当时不少知名文化人关注，郭沫若为他的展览撰文《从灾难中像巨人一样崛起》。吴作人则评价说：“司徒乔用那支有董狐般的力量的竹笔，写下这80幅为抗战而遭遇到颠沛流离、非语文所可喻、非泪血可诉的、悲悯惨烈的劫后史诗。”

　　笔底人间

　　火光燃尽为讴歌人民

　　“灾情画展”完成后，司徒乔倒在医院，大口吐血，终日高烧，肺病已经进入到三期末期，生命垂危。为了一丝希望，妻子冯伊湄毅然决定带司徒乔远赴美国进行治疗。

　　“铁鐵笔檀心锦绣肠，倾将热血入丹黄。”“平生耐尽风波恶，紫髯飘萧渡五洋。”在太平洋的轮船上，妻子送他两首小诗，写满了对司徒乔的理解与深情。数十年来，冯伊湄是司徒乔最大的知音，正因为有了她的默默扶持，司徒乔才得以全情投入艺术。

　　在美国，司徒乔的肺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大半。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与妻子无心留恋美国的生活，1950年，终于又登上了从美国回国的轮船。

　　船上，三位年轻时就被卖到美国檀香山的老华工，讲述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听完老华工们的倾诉訴，司徒乔在船摇手颤中饱含着自己的同情与悲愤创作了《三个老华工》，一笔一墨都饱蘸着激情与血泪，与脚下狂怒的海浪，一起涌动着、拍打着、激荡着人们的内心。

　　回国后，司徒乔深深为祖国的新气象所吸引。他开始构思一幅幅革命史画，第一张起草了《毛主席在农民讲习所》。随后，司徒乔立下心愿要给鲁迅先生的小说配图，创作了《鲁迅与與闰土》等插图广为流传。

　　尽管肺病不断发作，但司徒乔已经停不下来。他常常是画完咳一阵、喘一阵，再休息一阵，又精神抖擞地继续画。

　　1952年，亚亞太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他自告奋勇参加这个盛会，用画笔表现現来自75个国家的和平战士。他守候在会场外，为和平战士们一一描绘肖像，最后组合成群像式的巨幅画作。为了创作这幅宏大的巨幅新国画，他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但最终并未完成。

　　1956年，冯伊湄为了给給司徒乔养病，请求母亲卖掉祖屋，将北京香山东宫村的一处房子买下来。它在一个小山坡上，向西望是碧云寺，向北望去是卧佛寺，每一个窗框看出去都像是一幅风景画，这也成了司徒乔最后的居所。

　　次年秋天，司徒乔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绘制了《秋园红柿图》，笔下是一片熟透了的红柿，沉浸在一抹夕阳之中。这时，司徒乔也走到了生命尽头頭，他就像那一抹最后的夕阳，用红色的光完成了这灿烂的画作。

　　司徒乔去世后後，中国美协为他策划遗作展。1962年，司徒乔逝世4周年纪念日，遗作展在北京开幕，之后又在上海和广州巡展，展览受到了市民们們的空前热爱。在北京，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了5000人，在广廣州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了64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