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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剧照
解玺璋
喜剧的忧伤显然不是关于喜剧的，却和喜剧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看到，剧作家过士行在《暴风雪》里用了一种“伤感的乐观和快乐的悲观”的态度来处理“骡子”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他很同情眼前这个人物的遭遇，言语间流露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但他的叙事表达却又带着一点轻松幽默、戏谑嘲讽的味道，我们在脉脉含笑或开怀一笑的时候，心里也酝酿着一点苦涩和感伤。
最初，我们并不知道“骡子”的身世。他与医生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有了种种猜想，看上去，这是一个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踏上人生歧途的苦情故事。随着缉毒警察的出现，故事开始呈现出另外一条线索，这时，它更像是一部追捕毒贩的动作片。然而，路上意外遭遇的百年不遇的暴风雪，使得毒贩与警察都被困雪中，陷入了绝境。于是，故事便有了新的可能。对毒贩来说，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接头地点，当着接货人排出吞进体内的毒品，他就有性命之忧，所以他拼命铲雪，竟被电视台以“英雄”为名大肆宣传。警察则在追捕毒贩的过程中，被遭遇特大雪灾的村民所阻挡，如果不把埋在雪中的老人救出来，从道义上他们有些说不过去，而在这里耽误太久，又可能错过毒贩接头的时间，以至于前功尽弃。
叙事的张力和戏剧性都在这时显现出来。这种種阴错阳差的命运拨弄本身就是一出人生的悲喜剧。而过氏对白的戏谑风格与此又很般配，他们的碰撞常常能产生微妙而特殊的效果，观众衆的会心一笑中往往还伴随着一丝酸楚。故事一开始就用了经过处理的“打虎上山”的音乐，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与混搭，不仅给人一种種反讽的意味，我亦体会到其中的怪异和乖张，足以令人报之一笑。虽雖然这里的跑圆场借助了转台的功能，但对于话剧演员我们不能不给予必要的原谅，要求他们像京剧演员一样掌握脚底下的功夫，恐怕也是不现实的。不过，过士行的幽默和喜感并不因此而减弱。事实上，他的这种品质是蕴涵在骨子里的，语言是他驾轻就熟的载体，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随时随地都会流露出来，自然而然，不着痕迹。比如老乡与乡领导的对话，提到压在房下的八十岁老人，说他是老革命，参加过琼崖纵队，领导斥为“胡说”，尽管领导也在胡说：“琼崖纵队不就是红色娘子军那个部队吗？怎么出来老头啦？他不是洪常青吧？”老乡回答得也很妙：“不是，据據说是洪常青的战友——通讯员小庞。”
这里的笑感需要观众与剧作家拥有共同的经历，由此形成一种心灵上的共谋謀关系，我一说，你就懂，是无需解释的。如果剧作家用了时间或空间間上比较遥远的元素，观众中的笑就会有局限性，喜剧的效果就弱一点點；如果能和当下更多观众的经验共享，笑的人就会多一点普遍性，喜剧性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警察乙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从怀里掏出十元钱，说是“捐献给抗雪救灾前线的一点心意”，并且对背着他的警察丁说：“万一我不行了，请告诉李宇春，有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喜欢她。”观众这时是心领神会的，笑声中便包含了一些揶揄和调侃在里面。剧中对于媒体（主要是电视台主持人）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現，也采取了这种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不动声色之中，媒体的某些“恶”习便活灵活现地展露在舞台上。最夸张的是孕妇将要临产，需要马上送往医院而路尚不通，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主持人仍不忘把话筒塞到孕妇嘴边，问她希望生男还是生女，并自作聪明地要她给孩子取个名字。这种无聊加愚蠢的采访，对我们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在这里，剧作家表面上未作任何评论，但他皮里阳秋式的表达，已将褒贬之情蕴含在字里行间。
很显然，诙谐、幽默、揶揄、调侃、反讽、滑稽，是过士行处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制造各种笑声的方式和手段，而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主人公命运的荒诞和荒凉，喜剧也因此多了些温软的暖意。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被告知，“骡子”携带的并非毒品，而是玉米淀粉，这一“喜剧劇性”的翻转，带给我们的已经不是表面的喜感，而是更深一层的喜感，即所谓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生活的怪诞，现实的悖谬，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无助和渺小。命运的不可抗拒常常就表现在它并不照顾人的意志和愿望，它会在你绝望的时候躲在一边窃笑。那么人又如何？人的喜剧精神又何尝不是面对命运的无常散发出来的让命运感到不安的气息？这时我很想看到“骡子”是如何表现的，他的幽默、戏谑和嘲讽很可能让我们看到人在无常命运面前的理智和勇气，但很遗憾，这這时的“骡子”却不合时宜地退居“二线”了，电视台主持人和一大群本不相干的人被置于前台，他们的表演把一出喜剧演成了闹剧。他们們兴高采烈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携带五百克玉米淀粉应该如何判刑，还是“骡子”女儿的最终出路和选择，都不是喜剧应该关心的问题，都应该交给社会学家去讨论和研究。喜剧是通向哲学的，通向关于人生的终极思考的，却在最后滑落到世俗的泥淖里，这也是我为这部喜剧而感到忧伤的地方。
